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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条件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方可具备。在此种体制下，政治上实行“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统一化”

　　　　，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形式，并使人人都受教育。

　　　　张君劢认为，只有这样，民族才有生路，国人自由才有保障，社会公道方可维护，政权更替才会顺当。

　　　　很显然，张君劢这种“修正的民主政治”

　　　　，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孟子就曾说过：“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这“一”原本是大一统的思想。然而，张君劢将“民主”二字嵌在里面，美其名曰“修正的民主政治”。

　　　　如果问，在这种政治里，既有国家“一”的功能，那么国民的“民主”如何得以落实和得以体现呢？尤其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必将全国财产归国家所有，从而对社会生产实行超经济控制。如果这样，又如何能够保障执掌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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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１新儒学批判

　　　　的人不会利用手里的权力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呢？对于此类问题，张君劢不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的答案只能是从《孟子》中来，即民贵君轻思想和“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的理想。但问题是，如果现代民主政治再按照孟子的设想而贯彻，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处在专制主义压迫下呢？如果儒学传统里早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宝藏，为什么它的外王又恰恰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政治呢？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土壤主要的不正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吗？

　　　　熊十力的新唯识学

　　　　在现代新儒家思想史上，熊十力是一位极重要的人物。

　　　　熊十力在生前的影响既不及梁漱溟、张君劢，也不及比他年轻十岁的冯友兰。他的学术是象牙塔里的宝物，百分之百的“阳春白雪”

　　　　，只局限在很有限的学术圈子里备受赞叹。

　　　　杜维明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熊氏为了自己对儒家之‘道’的见解，孤寂地战斗了一生。

　　　　他是泥土气息极浓，傲视群伦，甚至有些古怪的儒学大师，他只有一小群坚定不渝的道友和门生。有些人偶尔来听他讲学，主要是出于好奇的缘故。“

　　　　①然而，梁漱溟、冯友兰并未形成学术传统，而熊十力却引导出一批很有思想实力的门人，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皆直接得

　　　　①杜维明：《探索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３３５—３３６页，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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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１６１

　　　　惠于他的大智大慧。可以说，王船山之后，中国哲学界最有成就的，熊十力是第一人。还可以说，作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哲学家，最有资格载入人类思想史册的，也只有熊十力。

　　　　他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在于他凭借东方智慧，为人类生命归附与灵魂安顿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这样的大哲，使新儒家薪火相传，不失所本，更重要的是他从形而上的高度为后来的新儒家提供了精密的致思框架，从而为新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上基础。

　　　　更可称道的是，熊十力虽与梁漱溟、张君劢为同时代的人，并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但他却无意于学术论争，更对当时各种文化思潮互争雄长的笔墨官司不感兴趣。他潜心于自己的象牙塔，像一只具有灵性的大蜘蛛，不息地编织着自己的思想网络。因之，他的哲学思考较少走向偏激、较少因情感倾向而损害自己学说的思想价值。而这，在现代新儒家队伍里，实是少有的。

　　　　熊十力，湖北黄冈人，原名继智，字子真，号十力，１９２０年后以号为名，后又号黄冈逸翁、漆园老人。其父饱读诗书，却一生困厄，无一功名，设私塾授乡邻子弟程朱理学。熊十力幼时，为人牧羊，并从父读四书五经，好学敏思，颇识程朱义理奥妙。十一岁丧父，辍学居家，随长兄半耕半读，遍及经史子集。年十六，就学邻县圻水何家寨何炳藜门下。何为熊十力父亲的好友，为人为学俱佳，熊十力在此甚为长进，深得何的厚爱，后因家贫断炊而不得已休学。

　　　　拜别何师之后，熊十力居家于一破庙内教授蒙学，读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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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１新儒学批判

　　　　白沙书，“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

　　　　，自此萌发了以后独具风格的致思路向。并读王船山、顾炎武的著作，“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

　　　　①１９０４年，与好友王汉、何自新配合宋教仁等人于武昌组织科学讲习所。两年后，筹设黄冈军界讲学社，谋商革命，后因萍醴起义事泄，避居故里。

　　　　辛亥革命后，熊十力因革命有功，任湖北都督府参谋。

　　　　不久之后，举家迁江西德安，务农读书为生。此时的熊十力对革命一途已心灰意冷，认为“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

　　　　，并看到“福乱起于众昏无知”

　　　　，所以决心“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

　　　　１９１８年，自印出版《熊子真心书》，蔡元培为之作序，称“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此后，熊十力绝意仕途，全心学问，试图为提升国人精神生命找出一条新途。

　　　　这就是他在《十力语要》中所说的：“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之期。”不过，熊十力此时对孔孟儒学并非推崇，认为“儒者虽讳言利，而为利者易托焉”

　　　　，又说：“孟轲言有为贫之仕，又云仲尼三月无君，皇皇如也。虽言匪一端，义各有当然，此等处最易为人假借，故人亦乐奉儒教。”

　　　　②在他看来，儒学最易“便人之私”

　　　　，即最容易被人利用来干坏事。

　　　　１９２０年，熊十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学唯识学。熊十力原本对印度佛学已有深厚的底子，对中

　　　　①熊十力：《十力语要》，第４３２页，明文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②熊十力：《心书》，见《新唯识论》，第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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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６１

　　　　国学术也十分熟悉，入内学院后又日以继夜，读尽院藏佛典，进步十分明显。不多久，撰《唯识学概论》，深得欧阳大师赞赏，遂从大众部升为上座部。

　　　　在支那内学院的两年时间里，熊十力非但学识大进，而且通过唯识学的深研改变了自己的学术趣向，认识到单凭佛教义理并不能救度世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还得以儒学为根本，以《大易》为源泉。在此种认识下，他开始由佛入儒，亦开始走上对唯识学的批判之路，并草成《新唯识论》（原名《境论》）。

　　　　１９２２年冬，也就是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的前后，熊十力受蔡元培之聘，入北京大学任特约讲师，讲唯识论。至１９３２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正式出版，十年里，熊十力在北大几进几出，并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这一期间，是熊十力思想日趋成熟并着力构筑其哲学体系的时候。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出版，标志着熊十力由佛转儒的思想大转变。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人称“近年来一部奇书”。马一浮为之作序，赞道：“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

　　　　①正因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非佛家本旨”

　　　　，“完成自己独立的形貌”

　　　　，故马上引来了支那内学院欧阳竞无师徒的攻击。

　　　　欧阳大师说：“至于灭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其弟子刘衡如秉承师意，写《破新唯识论》

　　　　①《新唯识论》，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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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１新儒学批判

　　　　一文，直骂熊十力“淆乱是非，任意雌黄，令世之有志斯学者，莫学真似，靡有依归”。

　　　　①

　　　　不过，《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写作，熊十力所做的还是佛家功夫。尽管他“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

　　　　，但自根自本的还是佛家“宗极”。他在《破〈破新唯识论〉》中一再强调，他的理论与佛法并不相违，只不过是刷新佛门思想而已，就像两千多年前大乘佛教刷新小乘佛教一样。

　　　　“往者大乘诸师，盖尝融摄外教，道益恢宏。

　　　　小师龂龂，犹不承大乘为佛说，然印以‘无我’，彼亦息诤。今本论亦不违‘无我’，如何臆断，罪以乖宗。“

　　　　②

　　　　从《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本旨看，这时候的熊十力与其说是新儒家，尚不如说是新佛家。

　　　　他注重的是佛学的更新，而不是儒学的重建。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之后，熊十力曾一度避难山东邹平，寓居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农场。两人相交甚密，颇多心得交流。其后又南北奔走，先后于北京大学、复性书院、勉仁书院讲学，并出版《儒学名相通释》、《中国历史讲话》、《读经示要》等著作。

　　　　１９３８年开始，着手改写《新唯识论》为语体文本，１９４４年出版。

　　　　语体文本《新唯识论》的出版，又标志着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该书虽由文言文本改写而成，但思想倾向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动。

　　　　诚如他本人所言：“《新论》文言文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

　　　　①《新唯识论》，第３９页。

　　　　②《新唯识论》，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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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５６１

　　　　体文本则宗主在《易》“。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熊十力主要是借儒道思想以改造佛学，而现在则是借佛学义理以重新解释儒学，并正式形成了他的新儒学思想的体系。

　　　　１９４９年后，熊十力仍为北大教授，１９５４年退休居上海，潜心著述，推崇陆王，归本心学，先后写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试图从儒家的内圣之学推出外王之道，系统地完成新儒学的理论系统。

　　　　１９６８年，因政治迫害逝于上海市虹口医院，终年８３岁。

　　　　熊十力一生著书立说，无所依傍，自成气候，虽然不曾为大众所熟悉，但却一直为一部分思想界的文人所景仰。海外弟子闻其噩讯，认为他的逝世，无异于“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

　　　　，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痛惜这位现代中国文化巨星的殒落。时至今日，他在海内外的影响有增无减，人称“本世纪最具创发性的思想家之一”

　　　　，“世界哲学界公认的哲人”

　　　　，“千百年来我国学术界罕见的一位学人”。

　　　　熊十力的一生，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人一样，面临着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如何选择如何定向的问题。这是本世纪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最大的时代难题，也是任何有血气的文化人所轻易绕不过去的困惑。

　　　　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告结，各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