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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对待对立的两极，其结果不是给人类带来福祺，而是灾祸。

　　　　对此，钱穆作了如下几方面的论证。

　　　　第一，“向外”

　　　　的人生路向崇尚知识，由知识发展到科学。

　　　　科学产生新工业，创造新机械。机械本来是为人所用的，然而在近代西方文化里，“机械终于成为客体了，于是机械僵化而向人生宣布独立了，人生转成机械的机械，转为机械所奴役”。

　　　　第二，“向外”

　　　　的人生路向崇拜外在的权力，即崇拜上帝。

　　　　但现在上帝“也会对人生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钱穆写道：“权力客体化，依然是一种权力，但像是超过了人类自身的权力了。于是主体的力和客体的力相激荡，相冲突，相斗争，轰轰烈烈，何等地热闹，何等地壮观

　　　　①钱穆：《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９２—９３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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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２新儒学批判

　　　　呀！然而又是何等地反覆，何等地苦闷呀！“

　　　　①

　　　　第三，“向外”的人生路向重在获得某种满足，但满足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因为人的欲壑是无底止的。相反，一时的满足反倒是痛苦的前因。

　　　　用钱穆自己的话说就是：“满足转瞬成空虚。

　　　　愉快与欢乐，眨眼变为烦闷与苦痛。

　　　　逐步向前，成为不断的扑空。强力只是一个黑影，充实只是一个幻影。“

　　　　②

　　　　在钱穆看来，西方人这种“向外”的人生路向非但不如中国人“合内外”的人生路向，而且不如印度人“向内”的人生路向。印度人“向内”的人生，实践起来虽有困难，但不至于对社会产生不良后果，更不会对人生带来灾难，因为它是一种“洒脱的人生”

　　　　，与世无干的人生。而西方人“向外”的人生，却“有它本身内在的缺憾”

　　　　，它把生命自我的支撑点放在生命自身之外，必然会“造成这一种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③

　　　　可见，钱穆的“人生三路向”虽然来源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但又有明显的不同。

　　　　在梁漱溟那里，“三路向”

　　　　的优劣，印度文化为最高层次，中国文化次之，西方文化又次之。而在钱穆这里，最好的人生路向是“合内外”的中国人的人生路向，印度人次之，西方人又次之。不过，他们有一共同点，即把西方文化都排在最低档，最末位。

　　　　钱穆的“人生三路向”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档位上不同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根据又在于他的“文

　　　　①钱穆：《人生十论》，第３—４页，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７年版。

　　　　②③《人生十论》，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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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４２

　　　　化三阶层“说。

　　　　他认为，“文化是什么？

　　　　文化就是人生，而且是多方面的人生“。

　　　　①由此文化即人生的定义，钱穆将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物质人生，第二层次为社会人生，第三层次为精神人生。他说：“人生必须面对三个世界，第一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物世界，第二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人世界，须到第三阶层里的人生，才开始面对心世界。面对物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物质人生。

　　　　面对人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人生。

　　　　面对心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人生。我们把人类全部生活划分为三大类，而又恰恰配合上人文演进的三段落三时期，因之我们说文化有上述之三阶层。“

　　　　②

　　　　对于这三个层次的文化，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既重社会人生又重精神人生，故层次最高；印度人只重精神人生，不重社会人生，故次之；西方人只重物质人生，不重精神人生，故又次之。

　　　　至于西方人这种层次最低的文化，钱穆认为，用中国文化去将其同化是可以的，但万不可像有的人所主张的那样，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

　　　　这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

　　　　①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第２页，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７９年版。。电子书

　　　　②《历史与文化论丛》，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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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新儒学批判

　　　　现象。“

　　　　①而且，在钱穆看来，西方文化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我们既不必学习，它亦不可能再有什么力量向东方民族浸透。因为这一文化，“已逐渐发展到顶点，并开始下降，走入歧途。

　　　　于是，遂不复带给人类以幸福，而代之以灾祸，不复带给人类以光明，而代之以黑暗。

　　　　这是明白的告诉人类，这一段文化，已到了瓜熟蒂落功成身退的时代。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已是这一段文化将次没落的信号了。“

　　　　②

　　　　（三）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识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大凡社会保守势力，大凡拳拳于中国故常传统的人，大多信奉文化形态史观，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和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对中国故常传统有着一种特殊恋情的历史学家钱穆，自然更是这样。

　　　　他认为，历史虽在发展，文化亦在变化，但发展与变化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因为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各有生命，各有个性。

　　　　“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

　　　　这就好像人之血统，从祖辈那里一脉下来，虽每一代人的相貌和气质有些差异，但血统总是难以改变的。因之，人贵自立，不可认他人作父。一个民族的文化亦复如是。它有自己的血脉，有自己的内在精神，其求强求新求变革，也只能护住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旧文化里开出新文化，而不可认他族文化作父。他说：

　　　　①《人生十论》，第８页。

　　　　②《历史与文化论丛》，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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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５４２

　　　　“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旧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谓之是复兴。

　　　　若必待彻底毁灭了旧中国旧文化，赤地新建，此又乌得谓之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复兴。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

　　　　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

　　　　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

　　　　①

　　　　如前所述，钱穆对新文化运动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挖祖坟的运动，全然不要旧文化旧传统，认他人作父，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比如他批评胡适所倡行的文学革命，就是一种认他人作父的做法，“一意模仿抄袭西方文学”

　　　　，丢了中国旧文学的传统，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非驴非马”。

　　　　在钱穆看来，相比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根基最深，生命最旺，就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特殊精神”。他将其归纳为四点：“一，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中心”。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历史精神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教育精神的”。

　　　　②

　　　　可以说，钱穆从《国史大纲》的写作开始，四十几年里，所从事的主要是对中国文化这四个方面的“特殊精神”的宣传和阐释工作。

　　　　第一，钱穆认为，人生脱离不了宇宙的大匡廓，人类思

　　　　①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学生书局１９７５年版。

　　　　②《中国学术通义》，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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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２新儒学批判

　　　　想的原初，必先针对他们的人生实境，因而必然关注于宇宙界。亦是说，人类社会早期，其思想体系必包含宇宙论人生论两大部门。又因为，相对于浩垠无边的宇宙，人生界的范围毕竟极其渺小和短暂，故文明之初，人类又免不了要将宇宙论置于人生论之上。然而，宇宙的无限与人生的有限，使早期人类不可能凭着自身的智慧透彻宇宙的奥秘，于是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出现。

　　　　中国古代思想亦经过此种阶段。

　　　　“但到西周开国的周公时，中国思想似乎开始逐渐走上一条新路”。

　　　　①

　　　　周公所开拓的新路，在钱穆看来，即人文主义的精神之路。周公通过对夏商两朝兴衰史的认识，意识到“天命靡常”

　　　　，天命不可知，同时提出“敬德”的思想来。这一传统直接为孔子孟子所继承，从而又成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以“人”为中心，强调性道合一。它既非宗教，又带有宗教的功能。

　　　　仁义礼智信五常，其中就包含着宗教的意味。

　　　　但是，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同于西方人的，西方人在“人”

　　　　之外，设立一个对象物，即上帝，人与上帝处在对待的关系中。

　　　　中国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崇拜上帝，其心不外向，而是内向，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与道德实践来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

　　　　再者，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处于互为对立的两端。而在中国，由于人文主义精神的存在，宗教与科学并无相对相碍的现象。

　　　　儒家尽物之性，但不离“人”这一中心。这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钱穆认为，

　　　　①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９０页，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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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７４２

　　　　“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尽物之性是科学精神，而归本在尽己之性与尽人之性两项下面，则是儒家精神。”

　　　　①

　　　　第二，钱穆喜欢用“和合性”与“分别性”两个概念来概括中西两方文化的特点。他认为，中国文化本来起源于黄河流域，但由于和合性，不仅渐次把江浙、两湖、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包括进来，就是五胡乱华，也没能把中国分裂掉，后来蒙古人满洲人跑到中国，也还是变成了中国人。为说明中国文化的和合性，他举了犹太人的例子。

　　　　“犹太人全世界跑，世界各国都有犹太人。苏维埃有犹太人，德国有犹太人，其他国家有犹太人。犹太人在唐代亦早来到中国，但中国没有犹太人。”即是说，犹太人一到中国，就被中国人同化了。所以他又说：“中国人喜欢和合，所以就能同化。西方人喜欢分，所以就永远分。”

　　　　②

　　　　当然，钱穆所谓中国的“和合性”是多方面内容的，绝非仅仅只有民族关系一项内容。比如，他讲到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时说：“中国人家庭与西方人家庭大同小异。

　　　　我们有夫妇，他们亦有夫妇。

　　　　我们有父母子女，他们一样的有父母子女。

　　　　可是我们的家庭似乎是和合性多过分别性的，而拿西方人的家庭比我们，似乎他们的分别性多过了和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