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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避而不知引”

　　　　，加之“吾国历史之悠久，有吾民族固有之文明，逮夫近代文明汹涌东渐，一方迫之愈急，一方拒之愈甚”。

　　　　①

　　　　《新青年》创刊不久，守旧派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人群起而攻之，不仅对陈独秀等人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尽力抬高儒家文化的思想地位，用崇古怀古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传入。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将中国文明称之为“静的文明”

　　　　，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动静虽可互补，但仍需以静为根底。在他看来，两种文化之关系，不是引西方文明为中国图存之方，而是“吾国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２５４页。

……　40

　　　　８１新儒学批判

　　　　固有之文明正足以补西洋文明之弊“。

　　　　①很显然，此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于新文化的传播是极其不利的。对此，李大钊写成《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就文明的“静”与“动”的问题发表了与杜亚泉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虽然中国文明并非一无是处，但近世以来，中国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

　　　　，西方文明“实居优越之域”。他的结论是：时下的中国人不要企望什么用东方文明去救西方文明之弊，而是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②

　　　　正是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传统的封建礼教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１９１６年初，易白沙于《青年杂志》发表《孔子平议》一文，最早对儒家学说发起攻击。

　　　　他认为孔子思想内含着诸多为独夫民贼所利用的东西，实为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土壤。继易白沙之后，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火力更为猛烈，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都推因于孔孟儒学。

　　　　对孔孟儒学的批判，“五四”

　　　　一代文化英雄最有影响的还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思想大家。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点是政治问题，专制主义对人格的禁锢是近代中国人难以自求新路的主要障碍。他将宗法伦理称为“奴隶道德”

　　　　，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欲救中国，必将封建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因为在他看来，孔孟儒学与近世平等自由之新思想，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２５４页。

　　　　②《李大钊文集》（上）

　　　　，第５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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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１

　　　　是相互背驰的。不在报章上撰文批判，则民智不振，国力浸削，其结果“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他甚至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

　　　　李大钊对孔教之批判，比起陈独秀来要平和得多，但与旧文化决裂的态度同样是坚决的。

　　　　他将孔子与孔教区别开来，认为有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是孔子，而是孔教。

　　　　因之，对孔教的批判，并非一定要把锋芒指向孔子。

　　　　但是在他看来，孔子的那一套又实在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和“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

　　　　破孔的意义，即在于孔教的最终消亡之日便是中国实现自强之日。因之，他大声疾呼：“自我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缚。”

　　　　①

　　　　胡适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的薰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功底。因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而且，他有着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所不及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魅力，所以其文化主张更具鼓动性，更能为广大青年所接受。请看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对传统文化）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１）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２）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３）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５６０页。

……　42

　　　　０２新儒学批判

　　　　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了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量一切价值‘的时代。

　　　　‘重新估量一切价值’八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①

　　　　这平易的语言表面看起来，好像缺乏火力，但于启发青年对旧文化的叛离，却比吴虞和陈独秀那暴风骤雨般的文字更有驱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里借用了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量一切价值”。尼采是１９世纪末一位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用铁锤作哲学思考”

　　　　，以反传统的学说而震动西方文化界。

　　　　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胡适显然深受尼采的影响，并以尼采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来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过调和中西两种文化就能解决的，“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

　　　　；中国的前途只有破旧立新，通过对旧文化的彻底批判，才可能以健全之心身接纳西方文明。

　　　　应该说，相比于前述的几位文化英雄，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要早得多。早在青少年时代，鲁迅就十分反感孔夫子的那一套。他后来曾回忆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②１９０２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也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

　　　　③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发表了有关“立人”与“启蒙”的见解，认为中国之急，“首在立人”

　　　　，而“立人”又首在“启蒙”。只有灵魂的拯救，方可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２５４页。

　　　　②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　43

　　　　新儒学批判１２

　　　　有人的价值，方可有民族的强盛。而灵魂的拯救，重要的是远离儒家纲常，以一种反传统的心态重新择定民族文化系统。

　　　　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洞见，鲁迅亦十分重视尼采“重新估量一切价值”

　　　　的反传统主张，认为尼采学说的精髓就在于它鼓动了人类向着生活、思想的真义迈进。而他当时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也多少有着尼采的影子。

　　　　他号召人们，如果真要还在世上活下去，“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①他认为，文化的再造是整体性的，对传统必须彻底打碎，彻底告别“可诅咒的时代”。

　　　　因之，他反对任何文化调和论与折中论，认为那些“前辈先生”的文化主张是“早上打拱，晚上握手”

　　　　；上午“声光化电”

　　　　，下午“子曰诗云”

　　　　，无非是“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②在他看来，以三纲五常为主线的封建文化给中国人留下的只是“一片瓦砾”。中国的自新，就是要同传统告别，清除瓦砾，而不是对传统只作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这就是：“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

　　　　③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来说，清除瓦砾尚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的再造。他们决意与传统告别，在于传统严重地妨碍着新文化的再造。

　　　　陈独秀就曾明确地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

　　　　①《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３４页。

　　　　②《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③《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２９８页。

……　44

　　　　２２新儒学批判

　　　　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①以往许多学者，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常常只看到其破坏旧文化的一面，很少注意到这种破坏并非为破坏而破坏，而是新文化再造的必要前提，更很少注意到这批新文化的代言人的文化批判，实乃中国走上新路的唯一通途。

　　　　“德先生”与“赛先生”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又是进步思想家们所追求的理想和振兴民族的大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欧各国的强大，全赖民主与科学两大支柱。陈独秀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不知妄作之风息焉。”

　　　　②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历来所匮乏的。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是以民主代专制，以科学代旧习。

　　　　民主与科学的落实，关键是人们思想与观念的现代化。

　　　　所以新文化的英雄们尤其注重国人的灵魂拯救，注重个性解放。

　　　　封建伦理，“以礼杀人”

　　　　，原因在于国人的个性泯灭在专制主义文化的汪洋里。因而，新文化新思想的思想基础就是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人间百行，皆以自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第３１７页。

　　　　②《青年杂志》７卷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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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２

　　　　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足何言？“

　　　　①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等人强调“自我”

　　　　，强调个性解放，并非是强调个人主义。在他们那里，“自我”的对立面是封建的家国意识，个性自由的对立面是“奴隶道德”

　　　　，个性解放的要义是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冲突出来。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其思想形态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不同的只是：在欧洲，人文主义的反面是专制的神权；在中国，人道主义的反面是吃人的礼教。

　　　　反传统旗帜下的文化缺失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对人道主义的张扬，和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张扬，颇类似于西方近代早期的思想运动。

　　　　然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其后的启蒙运动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却不甚成功，致以今日的中国人还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寻找二者差异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反省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近百年中国文化的错位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不利的外部因素的介入，或许２０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早就没有必要再在文化定向问题上大作文章。

　　　　要知道，今日大陆的学者们所讨论的，依然没有脱离“五四”前后有关文化论争的主题，而且其讨论的深度也有今不如昔之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们大多

　　　　①《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