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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代社会虽然同样需要父慈子孝，但内容却有所不同。父子关系已不是原来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平等与尊重，以及对由血亲关系所形成的义务的自觉承担。

　　　　台湾学者韦政通在《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中，对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家庭伦理的变化，作了如下表述：“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过程极为显著，１９７９年农业人口仅占３２％，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社会型态由农业转为工商业，家庭型态也不得不转变为核心家庭，六十、七十年前新思想家们提倡的新家庭，今日终于成为相当普遍的事实，核心家庭与传统家庭有明显的不同，传统家庭数代同堂，人口比较多，父权大，子女缺少自由，且具有多种功能。核心家庭只包括夫妇和子女，倾向于平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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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新儒学批判

　　　　子女较自由，功能也大为减少。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由父子主轴变为夫妇主轴，由重老年变为重儿童。……现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重视亲情，由于工业社会竞争激烈，知识较高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已不是他们一味顺从，而是要他们能自主、独立。……因此，要现代家庭相处和谐，仅靠传统的孝、敬已不够，现代家庭最重要的伦理应该是互相尊重，彼此宽容。

　　　　父母们如肯试用民主的方式去教导子女，必可以增进家庭的和谐气氛，并容易获得子女发自内心的敬爱。“

　　　　①

　　　　１９８１年，台湾的李国鼎先生针对传统儒学“五伦”与现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性，提出“第六伦”

　　　　作为新的道德规范，引起过巨大的反响，深得文化人的赞同。我们知道，儒家伦理规范主要是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言的。这些都是相互熟悉而且相当亲密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而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人们与之打交道的已不再局限于这五伦，更多的是陌生人，或者说关系不甚亲密的人。那么如何建立起一套道德规范来作为协调个人与陌生的社会大众之间关系的准则，就成了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当务之急。

　　　　李国鼎先生的“第六伦”就是应此种新的伦理道德要求而提出来的。

　　　　韦政通曾将“第六伦”与传统的“五伦”作过如下比较：（１）五伦的行为准则属于特殊主义，即仅适用于特殊对象，例如父慈子孝只适用于父母子女之间。第六伦的行为准则属于一般主义，即大家都适用同样的准则。

　　　　①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第９２—９３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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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５４５

　　　　（２）五伦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简单的传统社会，第六伦的社会文化背景则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

　　　　（３）以五伦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所表现的优点是亲切、关怀，缺点是偏私、脏乱。以第六伦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所表现的优点是公正、秩序，缺点是冷淡、疏远。

　　　　（４）以道德范畴区分，五伦属于私德的范围，第六伦属于公德的范围。

　　　　第六伦的具体内容为：（１）对公共财物应节俭廉洁，以消除浪费和贪污。

　　　　（２）对公共环境应维护，以消除污染。

　　　　（３）对公共秩序应遵守，以消除脏乱。

　　　　（４）对不确定的第三者之权益，亦应善加维护和尊重。

　　　　（５）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亦应给予公正的机会，而不加以歧视。

　　　　①

　　　　这“第六伦”

　　　　既可看作伦理范畴，又可看作法律制度、契约方面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与传统“五伦”有别的新观念，新规范，新道德，或总称为新的文化精神。这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此种文化精神的形成，虽然不能说与传统社会的“五伦”水火不容，但毕竟表现出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即是说，为了让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得以大化流行，就不必再死守着传统的“五伦”不放，也不必再抱着古老的儒学传统不放。

　　　　①《伦理思想的突破》，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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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５新儒学批判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本世纪中国问题未能解决，究竟应该归咎于新文化新思想，还是应该归咎于传统儒学。关于这一点，新儒家最感兴趣的例子就是大陆的十年“文革”。在他们看来，“文革”期间，捣孔庙，焚诗书，破四旧，对传统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结果也就自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４０年代末以来，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大陆同台湾、香港几乎没有文化上的交往，居于港台的新儒家不可能对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们所知道的也许仅仅只是捣孔庙、焚诗书、破四旧、红卫兵，大字报、大批斗等表面现象，而不可能深察这场浩劫的文化根柢。

　　　　实际上，“文革”

　　　　的劫难并非由于他们所指称的新文化新思想所致。

　　　　它既不是西化的结果，也很难说完全受俄化的影响。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大陆早已将自己封锁起来，西化思想已经没有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国人甚至连西化派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何许人，恐怕也不知道。举国上下，人们像着了魔似的，疯狂地破四旧，搞批斗，从表面看，似乎是“新”的，反传统的，但从根柢处考虑，就会发现，这种反传统，只是以传统反传统，以封建主义反封建主义，甚至可以说，将传统文化里最坏最糟的东西发展到了极致。其具体表现是：一，“文革”名曰文化革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文化新思想。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全国人民在一种魔力的驱动下，几乎简约为零，没有思想，没有主见。

　　　　今天吼起来打倒张三，明天吼起来打倒李四。非独百姓们像群无头苍蝇，就连最上层的人物也不知所措，既不知这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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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７４５

　　　　命“图的什么，也不知他们在做些什么，更不知能把中国引向何处。人们虽然没有有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但社会纷争的实质又无异于传统社会的农民起义。

　　　　“保皇”

　　　　也好，“造反”

　　　　也好，各种组织各个山头无不体现出封建文化的内涵，无不体现出封建性的愚昧。

　　　　二、“文革”十年，共产党内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名曰争夺或保护“革命领导权”

　　　　，实则为旧式的宫廷党争。林彪的野心，“四人帮”的篡权，其动机、手段与结局，同旧时野心家对王位的篡夺几乎没有两样。江青想在毛泽东归天之后，做“新中国”的第二代天子，所以一再以吕后武后自居，大造女人执政的舆论，丝毫不考虑政权的人民性，不考虑政权的交接必须通过民主的程序而进行。

　　　　三，“文革”期间，全国上下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背“老三篇”

　　　　，早请示，晚汇报，把毛泽东摆在神的位置上，形成一股全国性的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个人崇拜”

　　　　，实际上就是旧时的皇权崇拜。

　　　　四，“文革”十年，提倡“读书无用论”

　　　　，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具体操作是只要红不要专。在当时，“红”不仅仅是一般道德意义上的，而是带有强烈的阶段性和浓厚的宗教色彩。

　　　　谁完全失去自我，为信仰而献身，谁就是“红”

　　　　的。

　　　　相反，谁要是有自己的头脑，思考知识问题，不被打成“反革命”

　　　　，也会被指为走“白专”道路。而“红”主要体现为对毛泽东的“忠”

　　　　，体现为一种封建道德。

　　　　“文革”后期，曾有过一段“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插曲，新儒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反传统，是对孔孟学说的糟蹋。

　　　　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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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５新儒学批判

　　　　不知，这场“批孔”

　　　　，醉翁之意并不在酒。虽然孔夫子孟夫子在这两年里，为国人听唾弃，但实际上仍然是以传统反传统，以封建主义反封建主义。批孔的武器，并不是什么新文化新思想，而是法家的那一套，目的是在于强化中央集权，实行极权控制。正惟如此，才把秦始皇的地位抬得很高。

　　　　可以说，本世纪中国问题未能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的传统太深太厚。文化的失向，社会的混乱，并非因为传统儒学的地位不显，而是因为其阴魂不散。即便到了世纪末的今天，仍然还是这样。这几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管人们的主观动机如何，但社会发展的趋势却是向着世界历史的大潮流而逐渐合流。

　　　　然而，妨碍今日中国历史健康发展的，仍然是封建的东西，儒家的东西。一方面，官本位作崇，当权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面对官场黑暗、道德沦丧的严峻现实，人们不是去考虑如何消除腐败的土壤，和如何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努力，而是徒劳地宣扬儒家德治思想，试图用唤起腐败者的良知良心的办法消除腐败。对百姓们来说，他们不是去深思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是一味地怀念５０年代的质朴、公正与平等，甚至怀念“文革”期间的大锅饭、平均主义。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本人在物质生活方面两袖清风，不贪不沾，当时的干部也比现在的清廉。此种思想，仍然是传统儒学里的德治主义与民本主义，仍然没有跳出封建文化的圈子。只可惜，我们的国人至今认识不到这一点，始终绕不过对明君清官崇拜这一道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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