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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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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学生们每次都要求他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此时，他的考证主义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学生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陈寅恪的中肯评价，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季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的独特学术魅力，无怪乎清华许多教授都去旁听他的课，“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称呼就当之无愧，十分贴切了。
陈寅恪深受后人追忆，不仅表现在迄今学人都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上，他在研学执教同时给予后辈学子的真情关怀，更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推崇。
1928年，陈寅恪给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写信，其文道：“顷有两事奉告：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现虽未完成，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於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於广州中山大学朱骝仙、刘奇峰两公，而弟素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一书致朱、刘两公为感；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而后来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与清华任教，不能不说与陈寅恪先生大力推荐有一定关系。
从此信中，我们可以获知陈寅恪荐人并不是毫无原则，以亲疏熟陌为标尺，而总要以被荐人有某种特长或专业为推荐之基础。如对戴家祥的从学经历与学术成果的介绍等即是。否则，难免获贻。这亦可从1929年陈寅恪写给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证明。陈寅恪曾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毕业后任
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
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专此奉陈，并希转商半农先生为荷。”这说明如果没有对于吴其昌的学识有十分清晰的了解，陈寅恪也不会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作担保。
在近代中国，受经济不发达和人事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没有拥有权力资源和话语权力的普通民众来说，要想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事。近代学人处境虽艰，但陈寅恪仍不放弃对后进的真切关怀。这正如尽管在“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而己尚难的情况下；对傅斯年如能致书朱、刘二人接连表示“为感；为感！”此种胸怀是如此的高尚！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大师道德文章永被后世所仰慕的原因吧！实际上，为能帮助戴家祥寻得差事，陈寅恪先生不仅要傅斯年帮忙，而且，在致容庚的信中也已经提及：“兹有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皆前年清华研究院学生，戴君则公所知，而颜君则贵同乡也。弟欲代介绍於学校授国学课，不知有机缘否？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如已北来；即乞示知），拟托其转荐於广州中山大学。若燕京或其他学校，不论职务如何，务求公一言以增两君之身价（以公为文字学专家故也），不胜感激之至。”如此多方出击，为青年学辈致书，亦可见陈寅恪的古道热肠。即使在戴家祥觅得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1929年9月）以后，1933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还在为其推荐，信中说：“又前数年清华研究院王静公之弟子戴君家祥者，本孙仲容先生姻家子。自幼即传渠文字学研究之习，后又从王公游，所得益深。大约担任文字音韵古代史之类功课，必能胜任愉快。闻其流转失所，颇为惋惜。其人年甚少而志颇高，文采不艳发，而朴学有根底，因此弟欲请兄酌量情形，转荐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希兄及汪君旭初（如其尚为中大国文系主任）；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希转托志希兄或其他友人，至感！至感！。”此时距离戴家祥任教中山大学已是四年左右，陈寅恪虽不知，但仍为其觅事，其执着可见一斑。其实；对推荐后辈和人材的不遗余力，不是那时某些个人所独具的行为，而是陈寅恪、蔡元培等上辈先生们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之一。
1931年，陈寅恪先生在致胡适的信中，对已是清华教师的浦江清也作过赞赏并评之译书。说道：“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由此观之，陈寅恪对后辈的关心并不是一时之举，而是长期不懈、一如既往的。以上仅是陈寅恪爱护后进的几例而已，尚有许多未曾列出，如陈寅恪为张荫麟、谢国桢等人荐事，以及为姜亮夫、吴芳圃等人荐文于《燕京学报》等事，还可见到很多。实际上，学人之间的相互关怀，无论是前辈对于后学的提携，还是同辈、同行之间的互为欣赏，是与陈寅恪先生同辈或者其年龄前后相去不远的诸多学者们之所以享誉海内外的潜在因素之一。
因此，广而论之，陈寅恪先生不吝笔墨亲为学生作荐书，一方面体现着延绵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来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却更深刻地展现了那一代学者长辈对于后进学子无限的人文关怀。逝者其人虽成绝响，但身前其事，如余音袅袅，绕耳不去，如今看来，仍让人感怀追慕不已！
独当一面
看似宁静的清华园并没能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暗藏的波涛汹涌打碎了它表面的平静。陈寅恪在清华园度过最平静的两年，但最终没能逃过外面的风起云涌。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在第一的当属王国维。王国维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像梁启超、陈寅恪这样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擘对王国维也由衷敬佩。他七岁读私塾，十六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骈、散文，始知有新学，于是弃科举而神往数理之学，二十一岁入《时务报》，二十二岁到上海学习日、英、德等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用功尤勤，三十一岁经典的学术奇葩《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国学大师之位。梁启超曾语学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深以得先生共处为幸；尤以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陈寅恪屈居末席，是由于他的辈份较低，对梁启超以“世丈”相称。与王国维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年龄相差13岁，当为“平生风谊友兼师”。而赵元任在哈佛的资历较陈寅恪早，当他接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时，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让陈寅恪接任赵职之请，所以虽年小三岁，排名亦在陈寅恪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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