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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路火车赴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长沙，全程费时约十七天，真可谓是历尽了艰辛，尝尽了苦痛。　
　　到达长沙后，先投宿到亲戚家。不久由于时局变化，战火逼近长沙，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在翌年2月学期结束后，迁往大后方的云南。于是陈寅恪只好携带全家再登程南下。陈流求记道：　
　　我家只好继续登程，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长途汽车，星夜投宿零陵县，随后到达广西桂林市。桂林是母亲祖籍所在，外祖父母早已过世，我们和叔外祖父母叙谈仅几天，又急着赶路，在细雨濛濛中登上了长途汽车，经乐平到达梧州。晚间登上内河江轮沿西江而下，经虎门直达香港。①　
　　陈家离开长沙时已经霜冻，辗转到达桂林，幸运的是这座城市还算安静，广西是唐筼的祖籍，所以这里也有一些亲戚。因为急着赶路，陈寅恪和唐筼仅与叔外祖亲戚叙谈了几天，没有久留。细雨濛濛的一天登上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来是清华教授，招呼陈寅恪一家吃了顿晚饭。饭后，踏着沿江灯火，陈家又登上了内河轮船，沿江夜航而下，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经是1937年末。初到香港，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　
　　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赴西南联合大学上课，但是唐筼原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能支持，美延这个时候也得病，不能再走。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　　　
　　二、在西南联大（1）　　　
　　长沙临时大学于一学年后，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联大文法学院初迁蒙自，再迁昆明。陈寅恪1938年春天到蒙自，在蒙自授课仅数月，因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不得不在是年秋天随校转往昆明。在作别蒙自后他作诗到：“我昔来时落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在逃难离京到蒙自授课这段辗转的经历中，身体的劳累和困顿还在其次，最令陈寅恪心痛神伤的莫过于在路上几次遭遇的丢书事件，这对他的身心打击尤其巨大。陈寅恪喜欢在几种基本的书籍上，将自己平日阅览时的意见，或者发现其中的新问题，写在每页的书头，这样陈寅恪的很多书可以说凝聚着他学问研究的诸多心血。接连的丢书事件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抗战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将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由于交通不便和当时战事不断，在陈寅恪抵达长沙的时候，这批书籍还没有到达。但是，清华临时大学的校址又要迁往云南，他迫不得已顾不上长期奔波的劳累，将未能一同前往的家人安顿在香港后，独自一个人南下到蒙自。这样后来到达长沙的书籍只能慢慢的存放在亲戚的家中，战火逼近长沙的时候，亲戚忙着逃难，在一场大火中，亲戚家的房子和他的很多书籍付之一炬。　
　　祸不单行，陈寅恪由香港独自一人南下蒙自的过程中，经过越南海防时遭窃，随身携带的两木箱中极其珍贵的书籍落入贼手，这两箱书之所以珍贵，并不是珍籍秘本，而是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有相关的资料以及自己一些新得的本子。据说有很多是有关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之书籍。这些眉注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①这些书的损失，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对《世说新语》，在书头上写的札记和所记别书与它有关的事项最多。他本来想将它写成为《世说新语笺注》，但这曾经批注的《世说新语》原书多册，不幸在途中就这样的失去了，这曾经使陈寅恪发生很大的伤感。这些书籍的价值如此重要，他的损失必然带来了诸多遗憾，日后很多本来可以完成的书目，没有实现，于己于人，推而广之于学术的传承，这种不可料的损失令人不禁为之扼腕。据说《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未能成书与这件遗失书籍的事件有直接的关系。1943年底初抵成都的时候，陈寅恪还曾经提到过关于《元史》一书的事情。在二三十年代，他刚从国外回国的时候，专心致志于元史，用力最勤。他读过好几遍《元史》，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密密麻麻，丹铅殆遍。可惜在卢沟桥事变后，他携带南迁，花费了巨大心血批阅过好几遍的这部书，托运至重庆附近的时候，竟然毁于兵荒马乱、炮火空炸中。陈寅恪每言及此事，总有无尽的遗憾。　
　　逃难以来手稿、书籍遗散得太多，加上旅途的劳累，陈寅恪初到蒙自即染上疟疾，精神几近崩溃。当时动荡混乱的时局，独自一人谋生在战火连绵的他乡，心底不免生出无限的感慨和凄凉，尝有“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流求记道：　
　　年后父亲必须赶往学校上课；母亲则因劳顿心脏病发，体力不能支持，决定先由父亲一人取道安南去云南蒙自。当时蒙自恶性疟疾猖狂，父亲亦未幸免。母亲闻知非常焦急。　
　　是年　
　　七夕，陈寅恪在蒙自一人度过，有诗曰：“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客居他乡，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思亲念家之情溢于诗间，读来感人至深。　
　　时值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前路辗转艰辛，脚下的路也不知尚有多少风雨。年近五十的陈寅恪，处于一种无奈、落寞、忧心的境地，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托诗言情：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受命于危难之际，为生计更为理想，陈寅恪不远千里，携带家人，历尽艰险，远赴西南联大任教。这里有必要对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抗战爆发，战火不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辞别京城，长途跋涉，暂时建校址于衡山湘水之间，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当时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书院。到1938年春间，文学院又迁至云南蒙自，蒙自为旧日法国租界，颇有些异域情调，城外又有一南湖。因此，联大学生戏称“昆明如北京，蒙自如海淀”。是年暑假过后，临时大学改成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又搬迁至昆明西门外的昆华农业学校。三校原为久负盛名的大学，合组后的西南联大，更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最高学府，其规模居于全国之首，师资阵容冠于当时。弹丸之地，却是群英荟萃。三校的暂时组合，实现精诚团结，共济时难，弘扬了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融入了北大的民主自由的风气，结合了清华的严谨和求实，吸纳了南开的活泼与创新，谱写出了中国教育史中一段华美动听的插曲，令人久久回味。　
　　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万千师生继续办学、教学、求学，同时将文化的种子散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产生出新的文化。西南联大始于1938年，终于1946年。昆明位于云贵高原，四季如春。所谓：“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当时中原学者云集，虽在战时，设备简陋，但士气甚高。短短八年的时间却培养出了无数出类拔萃的人才，它的名声响彻海内外，影响持久深远，堪称“人才摇篮、民主堡垒”。从这里走出的学子们踏进了各个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的教育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留下了光辉而又灿烂的一页。联合大学不仅与抗战相始终，更与五四精神一脉而相承。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愈挫而弥坚。兼容并包的学气，被不断发扬广大。西南联大于斯时斯地成就如此辉煌，几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缩影与结晶。发荣于风雨如晦、颠沛流离之际，更可见其精神的珍贵。正如著名学者陈岱孙所指出的，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　
　　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在民族危难之际，西南联大的应运产生和发展维系并保存住了当时脉息微弱的华夏文明，更好更有力地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交由到一批批优秀的堪当重任的学子中，并在未来的数十年中被不断地发扬光大。　
　　尽管战火不断，导致陈寅恪十年的清华园黄金期戛然而止，但在西南联大这样充满民主自由和严谨创新的氛围中，在海纳百川，并蓄磅礴的新的环境，虽然陈寅恪身肩国仇家恨，但是在为学术而生存的理想的追逐中，他顶住了重重险阻，认真地履行着一份普通但神圣的教书育人的责任，他的人生轨迹，于时局的黑暗中划出了一片属于自己又福泽他人的绚丽的领地。陈寅恪讲学，似系考据学派，中外古今，旁征博引，论据卓越，听众如坐春风之中，敬佩其学问之渊博、熟谙各种语文之能力，与钻研不惜之精神，皆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也。其作品散见于《清华学报》，及其他著名刊物杂志中。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有言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①　
　　陈寅恪在昆明的住处是青云街靛花巷的青园学舍楼上。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室在文林街的昆华北院和北门外临时修建的简易校舍，距离陈寅恪先生住处很远。寅恪上课经常抱着用黑布包袱包着的一大包书，沉重而缓慢地走在昆华路上，之所以每次上课要带这么多的书是因为他在上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进入教室后，即打开所携带的包袱拿出书来，他把需要的主要史料一条条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供学生抄录，总是写满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开始讲解，声音不高，又往往闭目授课。如果不集中精神注意他所讲的内容，自然感觉不出其中的精彩来。但是，若能够注意讲解，领悟内容，就可以知道，闭目授课是正在凝神运思的方式或模范，对下面听讲的学生也有激发思想的作用。他经常告诫学生，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给学生指导论文的时候，他总是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他表示不愿意批阅类似的论文。为人师表，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讲课的时候，总是凭借史料说话，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之后，他才会讲课，这形成了他多年的教书习惯。这些原则和授课方法对他的诸多弟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依照向来成例，在联大陈寅恪每学年都开两个课程，一是文学课程，一是史学课程，每个课程每次各两个小时。但课程名目内容，则逐年更易，就史学课程来说，是“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交替。陈寅恪到昆明的第一年，开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在大西门外昆华农校大楼西北角楼上与公路隔墙相对的一间教室上课。在课堂上，他安排的课程都是专题研究性质的，只讲授自己在课程范围内的研究成绩，对于一些自己已经写成论文发表了的，他一般不会再讲。在国难南渡西迁以后，于“魏晋南北朝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