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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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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陈寅恪一个人南下蒙自时候,路上一批珍贵的书籍被盗。之前从北京离开时候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些珍贵手稿和书籍遗失得太多,加上一路上经历的曲折和艰辛,陈寅恪刚到蒙自就感染了疟疾,精神几近崩溃。当唐筼得知这些后,心里非常地焦急。但是分隔两地,只能将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里。还有能够做的便是不管多么艰辛也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个家,让陈寅恪在巨大的压力中不再为家中的事情操心。1940年的春节陈寅恪在昆明度过,大年除夕,昆明虽然“鱼龙灯火”,“仿佛承平”,但是当时“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虽然是佳节,他的心里却是伤感无限。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陈寅恪的不少诗词里,也都浓浓地渗透着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的思亲念家的深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在那个时期陈寅恪的诗词里经常可见。战火连绵的黑色岁月,带给人的往往就是一些无尽的苦难和凄凉的心绪,但是这种彼此关爱的感情却为凄凉的现实点缀了些许的暖色,让人在悲苦中,仍然燃烧着心中的希望和理想之火。 
  1939年春夏间,陈寅恪回到香港省亲,同时也为等待机会应牛津之聘。陈寅恪因为昆明的高原气候,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时常闹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汉学的新发展。于是他决定离开西南联大到英国讲学。亲朋好友对陈寅恪的决定都表示赞同,并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垂青表示高兴。唐筼也为有这样一个全家可以团聚的机会而兴奋,并积极准备与陈寅恪踏上赴英的新征程,开始一种理想的安静团聚的生活。但是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只有再次告别妻儿,返回云南,继续执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战争局势更加紧张,赴英意愿一再难偿。为了解决全家在港的生计问题,使全家能暂时在香港居住,陈寅恪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请,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 
  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在家闲居约半年。这个时候,他应牛津之聘的计划完全被打消。对于这些不可料的因素,致使一家人的计划不断被打乱,但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唐筼都在身边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着陈寅恪。后来香港沦陷,日本人的重金和高官的劝诱,对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而言,这些只会让他怒发冲冠,“正气吞狂贼”。于是,陈寅恪意识到在这样的关头,唯有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早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于是唐筼和陈寅恪告别了港居尽管艰难但也些许稳定的生活,再次踏上了逃难的历程。历尽万辛,在1942年6月末抵达桂林市,在桂林逗留一年多,并任教于广西大学。但是稳定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的8月,由于战火逼近湖南,他们一家不得已又登上逃难的历程。唐筼在路上,不堪波折,染上痢疾,走到贵阳时候,病情加重,找到药品,慢慢调理了一个月,病情才慢慢有了起色。同时陈寅恪也得病,费尽波折,终于在1943年12月底,抵达成都,不久任教于燕京大学。 
  这一路的艰辛,使得陈寅恪的目疾在逃难的路上,不断地加重,在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执教的时候,他的视力在不断下降,但是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教书育人的本分,在追求为学的路上,坚定地走着。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入住存仁医院,陈寅恪住院期间,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但痛心的是这次手术并未成功。 
  1945年8月 
  抗日战争胜利,9月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他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然而温婉的唐筼还是力劝丈夫远去,并撰诗“扶病送行休叹息,倘能西域遇蓍婆”。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唐筼才稍微放心一些。9月14日寅恪离家远行。 
  这个时候的唐筼,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相信在目送丈夫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时,唐筼的心,必在默默地祈祷他能遇上蓍婆那样的神医手到病除。不过,从句中的“叹息”中,我们也可探知其背后的辛酸,因为陈寅恪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的一首讲:“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乃翁”。抗战以来,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坎坷波折,一起携手走了过来,这份至真至纯的感情是令人感动的。 
  在我们惊叹于陈寅恪学问精深博大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丈夫身边,无言且无私地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唐筼深怀敬意,因为,我们确实从她那凌波仙子般的绰约临风、温婉清丽之中感受到一种凡花难比的深沉而又别样的人格魅力。唐筼的一片苦心,陈寅恪是了然于胸的。有学者指出,在一首咏梅花和水仙的诗里,寅恪曾以花喻人,剪影出两人平实却恬适的生活:“岭南先返玉梅魂,盛赏今推蜡萼尊,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从这里可深切感知,若没有玉质冰姿、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黄昏风雨中的梅花再坚强,也难堪寂寞,甚至无法支撑下去。幸好,紧握着妻子那本来娇柔而如今早已粗糙的双手,陈寅恪与她互相搀扶着、鼓励着,一拐一扭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也是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 
  忠诚之心 
  陈寅恪为人为学约而言之盖有三端,史家学识,儒生思想,诗人气质。① 
  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家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这一个阶段,他的目疾由轻加重,中间赴英治疗无效,终至失明。国事方面,强敌侵略轰炸,国无宁日,处此乱世陈寅恪自然感慨万端,烦冤苦楚都出之于吟咏,“只余未死一悲歌”(1939)了。除了抒发幽忧郁抑之情,时事在诗中的反映也颇多,人们颇为熟悉的“看花愁近最高楼”(1940),“九鼎铭词争颂德”(1942)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字字句句都浓缩进陈寅恪苦闷与无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对陈寅恪威逼利诱,他都严厉拒绝,“正气吞狂贼”。同时,他携带全家匆匆离开了香港,历尽艰辛,到达广西桂林,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先生回到祖国,与国家共存亡,与人民共甘苦,“故邱归死不夷犹”。正首丘之义乃华夏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亦即民族气节的最高境界,斯时斯地进行正体现了陈寅恪的高尚民族气节。 
  作为一位教师,陈寅恪是极为认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认真的教书、备课,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携同妻女从香港回到大陆。“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放弃了外国的优越环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灾难中的祖国,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云南昆明,在广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过着贫困、苦难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书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读书备课,以致熬坏了眼睛。内心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文化的爱支撑着他走在艰难的人生路上,他的读史论史,他的教书育人,总是着重祖国一脉相承传下来的文化。这些都是基于他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并顶住压力,抛开阻力,迈着艰难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多病与目盲是陈寅恪一生治学中巨大的障碍,但一定程度上,这又成了他不断向前的动力。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论著的基础,命运多舛,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目盲。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是在互相对抗着的。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陈寅恪也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陈寅恪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像他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目盲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一些一些诗句中。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故老空余后死悲”,“老去应逃后死羞”,“自信此生无几日”。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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