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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38）。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9）；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3）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4）。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