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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不希望像在‘复义’和其他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一样，

听到深奥难懂的话。”

可怜的中古主义者来得太迟了！当他们运用理性的时候，

甚至连他们那一时代的统治集团的人物都听不懂。将来要经

过许多世纪，顽强的事实才会被理智驯化，那时钟摆也缓慢

而沉重地摆到运用历史方法的那一极端去了。

在这些意大利神职人员写下上述史籍之后４３年，理查·

胡克在他那本著名的“教会法”中对他的清教徒对手也提出

了同样的抱怨。胡克思想平稳，所以人们便称之为“公平的

胡克”。他提出这种看法时所用的文体极其松懈繁冗，极不易

总结为一个简短而集中的问题。但他在上述一节中，指斥他

的对手时曾用到：“他们对理智的污蔑”一语。同时还明确地

提到“最伟大的经院神学家”来支持自己的说法，我认为他

们指的是托马斯·阿奎那斯。

胡克的“教会法”是在萨比的“特里腾宗教会议史”之

前不久出版的。因此，两本书是各自独立写成的。但不论是

１５５１年的意大利神职人员，还是１６世纪末的胡克，都证明了

那一世纪反理性的思潮。在这一方面他们把烦琐学派的时代

和自己的时代对立起来了。

这一反作用对中古世纪漫无限制的理性主义说来，无疑

是一种非常必要的纠正。但一般反作用都是走极端的。因之，

它所起的反应虽然有一个效果是产生了现代科学。但我们还

要记住，科学也因此而承袭了这一源流的偏执思想。

希腊戏剧作品通过各种形式在许多方面对中古思想发生

了间接影响。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

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人。他们认

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这

正是科学所持的观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

的自然秩序。他们倾注精力于特殊的英雄的事迹上，并把它

当作命运的业绩的证明和个别实例。在我们这一时代里，这

一点表现为致力于决定性事件的实验上。有一次我很幸运地

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皇家学会会议，会上我听到英国皇家天

文观察员宣布著名的日蚀照片已经由他在格林威治的一个同

事测量出来，结果证明爱因斯坦主张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将

发生弯曲的预言是正确的。当时那种兴高彩烈的情绪完全是

希腊戏剧式的气氛。我们都异口同声地称颂着这一卓越事件

在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命运的律令。当时每一个情景都具有

戏剧性。传统的仪式和后面挂的牛顿画像都提醒我们，伟大

的科学结论在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得到了第一次的修正。

从个别的人说来，兴致也很浓，因为一次思想上的大冒险终

于安全地到达了彼岸。

我要提醒一句，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

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

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

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

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希腊戏剧中的人生活动的秩序这一概念，决不是戏剧家

本身发现的。这一定是当时一般严肃的观点传播到文学传统

中来的结果。但在得到这个有力的表现形式之后，它又转过

来加深了本身发源的那一个思潮。人生活动的秩序的景象深

深地印在古典文明的思潮之中了。

后来那个伟大的社会崩溃了，欧洲进入了中古世纪。希

腊文学的直接影响消逝了，但人生活动的秩序和自然秩序的

观念却受到斯多葛派哲学的崇奉。例如勒启在他那部“欧洲

伦理思想史”中就说：“塞涅卡认为神规定了一条毫不容情的

命运法则，一切事物都有了规定，但神本身也服从着这条法

则。”斯多葛派人物影响中古世纪思想最深的一面还是罗马法

散布于各地的秩序观念。我们不妨再引勒启的一段话来说明

一下，他说：“罗马的立法从两方面说来都是哲学的产儿。首

先，它是根据哲学的模式制定的，因为它并不光是适应社会

实际需要的经验系统，而是首先确定了许多关于权利的抽象

原则，然后再力求符合于这些原则。其次，这些原则又都是

直接从斯多葛派哲学中搬用的。”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大片

大片的区域实际上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但法律秩序的观念

却仍然存在于帝国人民的民族传统之中。同时西方教会中也

经常生动地体现了帝国法治的传统。

必须注意的是，中世纪文化上的这种传统的烙印，并不

是应贯穿在行为中的某几个聪明的格言，而是一个明确规定

的系统观念。这个系统为一个社会机体的详细结构，以及为

周密的行动方式规定了法律义务。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含

糊的。这并不是一些令人羡慕的格言，而是一些将事物放置

并保持在适当位置上的确定程序。中古世纪在规律的见解方

面为西欧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很长的训练时期。当时也许缺乏

一些实践。但这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冲淡。这个时期十

分明显地是一个有秩序的思想的时期，完全是理性主义的时

期。正因为当时存在着无政府状态，所以才加速了一个完整

体系的观念的形成，就好像现代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刺激了

“国联”这一明智观念的产生一样。

对于科学说来，除开事务秩序的一般观念以外，还要一

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要稍微提一句，就能说明经院逻辑与

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

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

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

这种论点的可贵习惯。伽利略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地方比我

们在他那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所看到的要多一

些。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

学来的。

说到这里，我认为我仍然没有把中世纪思想对科学运动

的形成所提供的巨大贡献说出来。我所说的是一种坚定不移

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

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

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个

本能信念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像力之中，

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这个

信念又怎么会这样明晰地印在欧洲人心中的呢？

我们把欧洲思想的这种倾向，和任其自生自灭的其他文

化状况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只有一个来源，即：中世纪

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这种理性被看成是兼具耶和华本身

的神力和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视

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研究自然的结果只能证实对

理性的信念。但请记住；我说的不是少数个别人物公开表示

的信念，而是欧洲人心中由于好几百年没有受到诘难的信念

而产生的印象。这种信念是一种本能的思想风尚，而不仅是

信条的文字。

亚洲方面，关于神的观念不是太武断就是离人性太远。因

之，这种观念便无法对于思想的本能习惯发生多大影响。他

们认为，任何固定的事物都是由于一个非理性的专制神明发

出命令而产生的，要不然便是从一种超人性的和不可思议的

事物根源中来的。他们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的信念，认为近

乎人性的神具有可以为人理解的理性。我并不是说欧洲人相

信自然可以穷究这一点在逻辑上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个问题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神学中也没有办到。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

理解这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我的解释是：在现代科学理论还

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

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

但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

的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

“为事物本身”这一点很重要。中世纪的前期是一个象征

主义的时期。它是观念丰富多彩的时代，也是技术的原始时

代。那时跟自然打交道的事情很少，只限于在自然界中挣得

一个坚苦的生活。但那时的哲学和神学等都具有等待开发的

思想园地。原始的艺术可以把充满在思想家脑子里的观念加

以象征化。中世纪前期的艺术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扣人心

弦的迷人之处。它的使命超越了艺术自身为达成审美目的而

存在的范围，成了深藏在自然界内部的事物的象征。这样便

增强了它的内在品质。在这个象征主义的时期，中世纪艺术

以自然为媒介而繁荣起来，但它却是倾向另一世界的。

中世纪前期的环境和科学思想所需要的气氛是截然不同

的。为了理解两者之间的对照，我们不妨把意大利第６世纪

的情形和１６世纪比较一下。在这两个世纪中，意大利的天才

人物都在为新时代奠基。第６世纪之前的３个世纪，虽然基

督教的勃兴带来了对未来的希望，但却仍然暴露了文化衰落

的气象。每一个世纪都丧失了一些东西。当我们阅读到当时

的史籍时，心中总是出现了一个阴影，担忧野蛮时代又会来

临。当时也有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思想都极高超。但

他们仅能做到暂时抑止普遍衰落的趋势。到第６世纪时，意

大利的形势可以说是达到最低潮。但那一个世纪中的每一行

动，都在为新欧洲文化的蓬勃高涨奠定基础。查士丁尼统治

下的拜占庭帝国从三方面决定了西欧中世纪前期的背景的性

质。首先，它的军队在贝利萨留斯和纳西斯的领导下把统治

意大利的哥德人赶出去了。这样就起了一种清宫除道的作用，

使古代的意大利天才可以创立许多组织，成为日后文化活动

中的观念的卫护者。毫无疑问，我们是同情哥德人的。但教

皇统治西欧一千年的意义，却比我们从意大利统治严密的哥

德王国中所能得到的好处不知要大多少倍，这一点是毫无疑

义的。

其次，罗马法典的制定树立了法治的观念。欧洲往后几

个世纪的社会观念都受这个观念的支配。法律一方面是政府

的工具，同时也是约束政府的条件。教会法典和国家的世俗

法律对欧洲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这都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

律家的丰功伟绩。他们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观念，即

政府应当行法也应当守法。它本身应当显示出一种根据理性

来调节的组织系统。第６世纪的意大利首先显示出这些观念

是如何在与拜占庭帝国接触的过程形成的。

第三，在非政治的艺术与学术中，君士坦丁堡也为已得

的成就树立了一个典范。这一方面是人们有直接模仿这种典

范的动力，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