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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该党在抗议的选民中的威信已降至最低。许多观察家甚至怀疑，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选举中能否得到5％的选票进入杜马。其他所有的民族主义集团和运动都对日里诺夫斯基极为不满，认为他不是政治家，而是“著名的做秀者”。这些公开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社会活动家几乎全部投靠到左翼政治阵营，而不是右翼。分析专家认为，“有责任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联合10％～15％的选民。但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并不存在，不同的民族主义集团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明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一直更像是宗教哲学学说，而不是政治理论。当前，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民族主义说教带有类似的性质，只是他身边没有追随者而已。在90年代，民族思想或“俄罗斯思想”　不是作为哲学，而是从政治角度为许多政治流派和政党所利用：“民族阵线”、“俄罗斯村社大会”、“俄罗斯全民联盟”、“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哥萨克联合会、“欧亚党”、“民族强国党”、“罗斯”集团　、“俄罗斯和平党”等。然而在它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团结协作的迹象。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2000年和2001年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品、倡议和计划反应最为热烈的恰恰是这个花哨的民族主义阵营。　
　　“普京是国家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有意吸引和影响来自社会的全部潜能，”　．纳戈尔内和　．阿尼新在《明日报》撰文写道，“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创造历史的已经不完全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而是大众的劳动和创造。这是‘共同事业的哲学’，如果它凝聚为克里姆林宫的现实政策，必将彻底改变俄罗斯的对内政治和国际局面。弗拉基米尔·普京主张团结全社会的力量来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他希望国家克服灾难状态，在这方面他和人民站在了一起，而没有和占据了报纸和电视的莫斯科的无聊民主聚会同流合污。”　“欧亚党”的领袖杜金企图把弗拉基米尔·普京推到更高的地位：“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命运之人’，他为环境所造。某种力量呼唤并引领他跨越了并非轻易就能克服的障碍。当前，我们甚至不应该左思右想，而是应当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不是把他当作暂时的或者升迁的参照物——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应当创造性地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因为他是一种机能，一种历史和地缘政治机能。这是‘欧亚’在转折时代的某种象征、意义和标志。我们应当给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政权加入欧亚主义的内容。”　而图克马科夫坚信，恰恰是普京应当依靠军队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图克马科夫感叹道：“除了俄罗斯总统，上帝还会派谁去拯救即将灭亡的民族，使其不至陷于深渊，又能让谁从老爷和长官变为俄罗斯人民的领袖呢！他用以温暖人们心灵的应当是义无反顾的、炽热的民族使命感，而不是无精打采的新年致词。只有这样，他才有权骄傲地说：‘我是俄罗斯总统！’”　　　
　　意识形态的抉择（8）　　　
　　当然，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能、也不应该说自己仅仅是“俄罗斯人的”总统。在2000年的总结报告中，普京总统请求俄罗斯公民不要把他看成是象征、救世主或者功臣，而是俄罗斯人民临时任命的经理和管理人。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为了保证工作成效，需要俄罗斯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公民都来协助俄罗斯总统。　
　　中左派政党和运动　
　　政治观察家通常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和政党划入温和的左翼阵营，或者左翼中派。90年代初，在俄罗斯出现了几个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党”，它们属于右翼政党联盟，处于政治派别的右翼。但是后来，在1990～1995年间，这些党派随同民主阵营的其他政治组织一起削弱并消亡了。政治生命较长的是左翼中派的社会民主党派和社会主义党派。在2000～2002年，从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党”和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的“劳动者自治党”，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党”和伊万·雷布金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党”，这样的党派在俄罗斯共有十几个。尤里·彼得罗夫的“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的“民权和劳动联盟”、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金的“精神复兴”、安德烈·伊萨耶夫的“劳动联盟”等也主动归入左翼中派。目前，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的“俄罗斯复兴党”也想挤进左翼中派的队伍。所有这些政党和联盟的纲领性文件都大同小异，然而各党派领袖及其背后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不同利益，妨碍了俄罗斯左翼中派各政党实现联合。　
　　1998年3月，众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联盟宫的圆柱厅聚集一堂，为庆祝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100周年举行隆重集会。在大会主席台和前排就座的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尤里·卢日科夫、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奥列格·鲁缅采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尤里·彼得罗夫、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加夫里尔·波波夫、罗伊·麦德维杰夫、根纳季·斯克利亚尔、亚历山大·马里采夫、伊万·雷布金。当很多演讲人讲到俄罗斯所有社会民主力量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不过大会结束以后，会议参加者也就各奔东西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组织和一种世界意识形态已经生存并发展了130多年，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仅是其最为激进的派别之一。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党建设中遵循的激进意识形态排挤掉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50年代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这一意识形态初现颓势，随之开始了毁灭的进程；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欧国家领导政府的不是自由党、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更不是民族主义党派，而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之间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民主机构保持联系。　
　　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充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混乱和争权夺利令他们非常失望。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它在俄罗斯的变体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性文件中。社会研究表明，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当代俄罗斯获得15％～25％的选票，从而构成左翼中派的牢固基础，这对于在年轻而不成熟的俄罗斯公民社会建立稳固的整体政治结构十分必要。所有著名政治学家均对此深信不疑。　
　　苏联共产党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极权制度的垮台，而不代表社会公正、平等、人道主义、社会保障、社会利益优先等思想的破产。这些思想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舞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至少在西欧国家获得了部分实现。作家兼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不无根据地指出：“西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最为灵活、适应性最强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磐石’碾成了极细的粉末，使英国的‘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变软，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激进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温和作风发生和解，囊括了基督教的传统和道德，在自身找到了进行合作运动的空间，并在最近十年基本吞并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成功治疗了纳粹遗留的创伤，在法国扑灭了权威的诱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了‘北方民主’中最为文明的民主形式。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在全球所有政治空间成功地适应生存，证明它具有包容一切的特征。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与基督教运动的相互协作可以保证顽强的道德免疫性，防止宗教至上主义和宗教狂热。对西欧青年运动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民众普遍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青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支运动依然是最具生命力的。实事求是地讲，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如果普京真想让俄罗斯回归欧洲，那么没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好的政治通行证了。”　　　
　　意识形态的抉择（9）　　　
　　我从总体上同意这一分析。不知道在西欧的情况如何，但是在俄罗斯，对某个政党来说属于决定性因素的不仅是意识形态或社会成分，还有人格类型。从这个角度看，鲍里斯·费多罗夫和丘拜斯是最典型的极左派布尔什维克政委，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和阿曼·图列耶夫是典型而理智的社会民主派。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激进意识形态的胜利，首先与工人阶级和小职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层次小生产的保留以及激进派的政治失势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广大群众的生活福利还无从谈起，但是，俄罗斯社会诸多阶层的极端贫困并没有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得成功，因为人民已经疲于战争和革命，不愿开始新的阶级斗争。这种社会整体的疲惫为温和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胜利准备了土壤，其中最受青睐的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我想强调，温和并且擅长寻求社会和政治妥协绝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人道主义和力量的表现。　
　　政治派别中心的政党建设　
　　在俄罗斯的政治派别中心建立强大的政党是鲍里斯·叶利钦及其班子的夙愿。早在1995年，叶利钦就提出必须在俄罗斯成立两个中派政党：其中一个偏左，另一个偏右。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家兼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这两个政党可以轮流坐庄，从而构成政权的牢固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委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伊万·雷布金开始这项工作。雷布金没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在1995年建立的“左翼中派”或称“伊万·雷布金联盟”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只获得了1。1％的选民投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组建的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在1995年12月获得了10％左右的选票，而事先期望的是30％。这个党在后来三到四年时间内的表现也并不成功。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从总理职位上卸任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一位受欢迎的领袖接替他，这个党实际上已经告别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对一个能够得到不少于30％、甚至40％支持率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中派政党的需求依然存在。1998年秋，在当时的新俄罗斯最受欢迎、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尤里·卢日科夫接受了这项任务。在1997年，尤里·卢日科夫曾试图支持组建有影响的大规模“新社会主义运动”，并打算将当时的大部分左翼中派政党都汇入这一运动，然而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因为“新社会主义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受爱戴的领袖。1998年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