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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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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新分配了土地A湘赣革命根据地虽然经过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３０年两次分田，但由于强大敌人的不断进攻，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群众思想上的顾虑，以及我们的经验不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因此，在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作出了深入土地革命，重新彻底分配土地的决议，以进一步解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当时，重新分配土地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土地委员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予以协助。 实际方法是首先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斗争恶霸地主，然后以乡或村为单位分配土地。 那时，永新、莲花、吉安和茶陵大部分地区第一批重新分了土地。到１９３２年夏天，边沿地区和南路、北路、萍乡、攸县等地也都分了。 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平均每人分得的土地也不等，少的有半石田，多的有两石多，大多数地区都有一石田左右。 同时还留有红军公田和苏维埃公田。 红军及其家属都分好田，贫苦的老弱孤寡也分了一份较好的田地。但是，这次重新分配土地，由于贯彻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土地政策，对地主不给生活出路，甚至还“驱逐豪绅地主反革命家属”出境。 对富农打击也过重，同时还侵犯了中农利益，因而扩大了打击面，树立了过多的敌人。到了１９３２年秋的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搞什么“查三代”
、“查五代”
，结果把一些贫农雇农查成了中农，把一些中农查成了富农，甚至把一些本来属于基本群众和同盟军的也当成了阶级敌人。 记得有一个贫农，查成份查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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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７代，结果错划为地主。由于“左”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混淆了敌我界限，以致有些地方突出了农民内部的矛盾。 有些中农不满意自己分到的田，在查田中要求收回自己原来的田，或者要求重新分配，而大多数贫农、雇农不愿意交出自己分到的好田，因而反对重新分配，结果形成了中农与贫农、雇农的矛盾。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得将分给富农的一些好田收回来补给中农。 如果大多数贫苦农民同意重新分配时，也准许重新分配，以便尽量团结中农，但结果又加重了对富农的打击，总难得圆满解决。２经济建设工作A湘赣省一开始只有一个经济财政部，当时所谓经济工作只是简单地保管金钱，缺乏发展经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１９３１年年底，在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人民财政委员会。 次年春，县以上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增设了国民经济部，统一财政，对以前苏区的经济进行整顿，并对经济混乱的单位给予严肃处理，同时制定和实行了各项发展经济的政策。①税收。 过去苏区的收入单纯靠打土豪，后来苏区内的土豪已经打完，由于赤白对立，到白区去打土豪也很困难，因此我们省委和省苏认为要解决苏区的经济来源和困难，在发展其他经济的同时，必须在苏区内征税。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上地累进税和商业累进税的税收工作，并组成征税委员会。 对于苏区生产的棉花、豆子、烟、大米等农产品，以家庭为单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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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超过百元以外的剩余部分，均要按条例征收累进税。 土地税的负担主要是落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红军家属则尽可能地免征。 商业累进税也开始征收。②自办银行和造币厂。苏维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湘赣苏区的经济困难，１９３２年１月通过自筹和入股的办法，成立了湘赣省工农银行。开始时，银行有资金２万元，通过号召群众储蓄入股，并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公款都要存入工农银行，后来发展到７、８万元的资金。 同时，创办了湘赣省造币厂，制造银洋、铜板和纸币。 据资料记载，仅银元就造了４万元。③发展商业。湘赣苏区地处两省边界，商业很不发达；大小城镇又普遍遭到敌人的抢劫和破坏；同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白区商人又不敢进入苏区做生意，这就是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这就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商业的发展工作：一是鼓励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做生意，从而得到白区的中药和其他苏区急需的商品；二是自办各种合作社，活跃苏区的商品流通。 到省第二次党代会后，苏区内的消费合作社等商业机构普遍建立，对苏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起了重要作用。④发行公债，节约开支。 随着形势的变化，战争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大，单靠税收已不能满足了。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曾发行了几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 记得有一次发行８万元短期公债，群众购买非常踊跃。永新城内各机关开展竞赛，许多人卖衣物来买公债，有的人买５０～６０元，永新县工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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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十几元，有些挑水、打草鞋的人也买好几元，莲花城内的一个贫民就买了２０元。发动工作还未普及全省，任务就完成了大半。 同时，为了支援前线，机关实行包餐，不发服装费和每月的５角钱零用钱，紧缩办公费，裁减冗员，从各个方面节约开支。总之，随着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湘赣苏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以及邮电、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五、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党的白区工作
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建立后，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顿。 建立了原先没有的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相继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的暂行组织法。 各基层组织也都按照组织法建立或进行了改造，并先后召开了各组织的省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一级的组织。省委很重视白区工作。 为了发展白区党的组织。１９３２年将当时的株州特区委改为长湘区委，负责开展长沙、湘潭和株洲、醴陵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发展了１００多名党员。 省委还将湘南特委改为湘南道委，决定以耒阳为中心，向茶、安、酃苏区发展；以水口山、香花镇产业区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发展北石村赤色工会与农会组织，将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白区党组织在敌人驻扎地周围散发宣传品，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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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湘赣苏区的肃反
湘赣苏区开始肃反时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苏区中央局逼得很紧，我们又看到打了胜仗，苏区扩大，群众拥护，因此越搞越“左”。中间虽然有过纠正，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左”
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蔽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ＡＢ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的名单，责成我们临时省委审理。 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地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按照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省保卫局。 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其间虽也怀疑或提出过纠正意见，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湘赣省建立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开展了所谓“向ＡＢ团改组派的坚决斗争”。永新、莲花、吉安、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召开了公审大会，把少数群众的反水和个别士兵的投降，也完全看成是“ＡＢ团”
在捣乱。有些县的肃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甚至主任也被认定为“ＡＢ团”分子。当时肃反的主要方法是运用所谓“自首政策”
，“从‘ＡＢ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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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辩脱而直供出来“。
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以致出现党员恐慌，群众逃跑的严重局面。 到了１９３２年２、３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全苏大会回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意见，才稳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因为中央对反对肃反扩大化的意见并不明确，只是说要走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其实，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看出身、论成份，不看斗争经历；所谓群众路线也就是形式主义，就是拿到群众中去公布一下，让群众举手表决。 由于并未解决“左”的问题，因而到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完全是在检讨肃反工作中所谓的“严重的右倾消极”了。１９３３年４月间，中央派了大员来湘赣搞肃反。 这位大员原是江西省委的保卫局长，这次被派到湘赣省任保卫局长，来的时候中央苏区保卫局又给了他一批肃反材料。 虽然在这之前，湘赣地区的肃反工作已经搞了很久，也杀了不少人，但一些重大的案件，我们认为有疑问的，尚未处理。 新来的保卫局长认为我们是右倾，对“ＡＢ团”
动摇妥协等，将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陈韶、朱映华、曾毅之、陈竞进、刘秉常等较重要的干部处死了。 当然，处理像袁德生这样重要的干部，是由“左”倾中央决定的。 记得逮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还是秘密进行的。 那天假说请袁德生到保卫局吃饭，结果就这样逮捕了。 逮捕后，对外说是袁德生调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余保代理省苏主席。 审讯袁德生的材料有十几条，都是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每天要用电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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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报审讯情况。 得不到袁的口供，但又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反革命，因为中央来的材料铁案如山。 要突围了，该怎么处理他，请示中央后，很快回了电报，并指明电报要保卫局长亲译。 原来电文说要将袁德生就地处决。 这次和袁德生一起遇害的还有黄之静。肃反中，我们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也曾持过怀疑态度。记得中央大员没来之前，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毛泽东早年培养的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令。 对刘其凡、李天柱的“ＡＢ团”问题，我们也是有怀疑的，所以这些人我们当时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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