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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富于理性的民族，往往能够保持较强的个人独立意识。他们知道趋利避害，懂得一切人类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冷静而沉稳，较难受到鼓动而变得狂热。

在这方面，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为典型。

一个富于感性的民族，其性格具有易于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特征，而这也就决定了这样的民族势必容易陷入极端的情感而不能自拔。

在这方面，以具有拉丁血统的民族最为典型。

事实上，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是愚昧的蠢行，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

在法国18世纪初期的密西西比股票狂潮中，金坎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聚散地，本来这条大街两边的房子租金只有1000里弗赫，但在风潮的推动之下，已经上涨到了一万有余。有一个在街边摆摊的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了出去，每天的收入翻了一百倍。更离奇的是，有个驼背站在街头，把自己的后背租给奔忙的投机商当书桌，竟然也能赚到一大笔钱。

当交易地点搬迁之后，新交易所的花园里马上支起了五六百个小帐篷和摊位，四处布满了色彩鲜亮的彩带和旗帜。繁忙的人们进进出出，发出无休止的叫嚷声和噪音，甚至还夹杂着音乐。人们的表情随着股票的跌涨而瞬息万变，现场气氛狂热。

对于这种群众性的癫狂行为，正直的陆军元帅维拉尔感到苦恼，他无法容忍同胞们沉浸于这种蠢行之中无法自拔。于是他走上街头向人群大声呼喊了半个钟头，要求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但没有人愿意听从理性的劝告。回答元帅的是嘘声与嘲弄，甚至有人向他的头上扔鸡蛋和西红柿，使他不得不仓皇离去。

像这样的偏执与专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群体所具备的特性，让他们变得不容反对，一旦有人对他们的信念和感情表示异议，便会遭受到最猛烈的攻击。

一个民族固然可以拥有感性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生艺术与文学的发展。但是这种情绪化的民族性格却万万不能过于严重，否则一切善恶标准、是非观念都将会被轻易地抹杀。

假如一个民族过分地严谨而理性，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精神领域的空虚；但如果一个民族只按照情绪的指命来行事，那么简直无异于灾难性的后果。

（20）群体渴望强权

我们已经知道，群体很容易产生出偏执与专横的情绪，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

由革命党人所掀起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这场典型的群体狂热事件中，群体的另外一项重要特性也得到了验证。

这项特性就是——群体渴望强权！

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

因为在他们看来，仁慈心肠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的垦荒过程中，两名工会活动分子被从英国派来协助土著工人。他们的动作十分迅速，在到达几天之后，当地的农业工人就为了声援码头工人而举行罢工。另外，农业工人还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伙食的要求。他们甚至还让营地的一些建筑物起火，并且自行武装起来，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这些人绝没有想到，苏格兰工人中有一位令人敬畏、声如洪钟的家伙，当他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就从他的车上一跃而下，用盖尔语大声谩骂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及其野蛮的语言攻击吓呆了，他们立即丢下武器逃掉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然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从来都不会听命于温和，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

这个道理，早在1795年的10月里，就被拿破仑·波拿巴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在这个月里，奉命镇压骚乱的他，破天荒地发明了大炮的平射技术，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那天清晨，一声令下之后，炮弹已经上膛的大炮，就开始向“黑压压的畜群”轰击。

这段射程很近，足可以一次致命，然而当第一排炮打出之后，并没有将所有的人都炸死。有的只是被炸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有的被炸开了腹腔，却还一息尚存；有几个命好的人甚至没有受伤。

可是正当河水般的血流流向早已挖好的壕沟时，又是一声令下，骑兵手持军刀和手枪冲向了幸存者。刀劈枪击之后，那些一瞬间之前还在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停止了最后一声喑哑的呼叫。

几年之后，当拿破仑进入议院，尝试着以演讲的方式来与议员们进行沟通时，又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抗。

于是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调集了一队掷弹兵冲进议院，将那些议员们逮捕起来，剩下的议员们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

群体永远都在渴望着强权。

他们喜欢的英雄，要永远像凯撒一样威严而残酷。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

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只是因为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

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而对强权低声下气！

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正像大革命中所表现得那样。

（21）群体的保守本能

群体常常呼唤变革，但那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

在这件事情上，令我们上当的，不过是群体那超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和破坏力，而这种反叛、破坏以及杀戮的行为总是十分短暂的。

因为群体在做出这种行为之前，根本不会有什么策划。而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就他们在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如狂飙席卷，但最终却仍然要回归安宁，回归到初始的生活状态中。

当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状态之后，它们很快就会陷入迷失。

因此，只要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波拿巴再一次为我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他上台之后，他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那些向他发出欢呼，却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就能够对历史和民众革命有全新的认识。

群体可能会渴望着改朝换代，为这样的变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暴力革命，然而革命并非是为了改变深层的东西，只是群体发泄情绪的手段而已。

因此，群体的多变与极端，只能对一些表面的事情产生影响。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

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握有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或者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通过不断杀戮和革命来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

当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22）群体的道德（上）

如果我们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不具备任何的道德。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群体既多变，又容易冲动，因此他们很难遵守我们的道德定义。

假如我们改变一下道德的定义，把它定义成某些一时之间表现出来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群体常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当心理学家对群体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发现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之后，往往就会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

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

因为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的表现。

在十七世纪初的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随口表示，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有好饭吃，并且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于是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被立刻抓了起来，在上百位成年人的围观下，被绞死后烧成了灰烬。

更残忍的事情发生在十七世纪末的北美洲殖民地，一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勇敢地拒绝了这种指控，但是还是遭到了处决。他被活活挤压致死，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是新英格兰司法长官，他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进了嘴里。

这样的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猪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而这些例子也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前面的研究，那就是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之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究竟会做出怎样违背良知与道德的事情来。

（23）群体的道德（下）

群体标志着杀人放火，标志着无恶不作。

然而，他们也不总是会这样，甚至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

而这样的崇高行为，孤立的个人是绝难做到的。

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的时候，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于可以让他达到慷慨赴死的地步。

当教皇以基督的名义发动民众东征时，所有人都显示了他们的热忱。他们为了购置刀剑，都急于卖掉自己的财产，无论价钱多低也不在意，就像是被关押很久的囚徒急于缴纳赎金一样。强盗金盆洗手，封建领主停止了聚敛，下层民众也不再怨声载道。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上帝而战。”别的想法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1792年的法国，当普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