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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⑵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
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
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
－－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
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
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
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
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
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
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
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
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
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
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
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
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
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
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
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
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
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
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
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
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
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
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
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
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
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
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
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
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
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
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
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
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
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
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
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
非⑷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
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
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
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
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
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
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
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
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做为源泉，使文
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
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
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
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
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
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⑸，
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
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
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
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
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
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
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
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
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
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⑹，便
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注释：

　　［1］南普陀寺　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普照寺。
　　［2］刘伶　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
“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3］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
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
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
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
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4］庄周（约前369－前286）　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
有《庄子》一书。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
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5］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
入《华盖集》。
　　［6］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
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
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
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
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

　　　　　　　　　　　　　　　　　　　　　　　　　　　　　　　　　杂忆①

　　　　　　　　　　　　　　　　　　　　　　　　　　　　　　　　　　　１

　　有人说G．Byron②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
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
候的肖像。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③。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
都是译本。听近今的议论，译诗是已经不值一文钱，即使译得并不错。但那时大家
的眼界还没有这样高，所以我看了译本，倒也觉得好，或者就因为不懂原文之故，
于是便将臭草当作芳兰。《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虽然用的是词调，
又译Sappho为“萨芷波”，④证明着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
　　苏曼殊⑤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
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
传倒并不广。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
也少见了。
　　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
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
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
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⑥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
沙路⑦，——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Hauptmann，Su－d
ermann，Ibsen⑧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
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于是《扬州十日记》⑨，《嘉定屠城记略》⑩，《朱舜水集》⑾，《张苍水集》⑿
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⒀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
来。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
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
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