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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第3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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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月刊,郑振铎、傅东华等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

  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2〕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

  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

  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

  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

  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

  〔3〕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4〕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

  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

  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

  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

  《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5〕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

  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

  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

  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

  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

  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

  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

  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

  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6〕(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

  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7〕,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2〕《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

  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3〕《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

  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

  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

  ……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

  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4〕“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

  ‘“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5〕佛洛伊特(SAFreud,1856—1939)通译弗*抟恋拢碌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

  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乃至常人的梦,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释》、《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6〕Censors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7〕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

  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2〕同时遇害的时候。

  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3〕。

  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4〕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5〕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

  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

  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

  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

  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

  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

  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

  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

  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

  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

  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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