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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1837），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
等。
　　⑤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
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言》中有“严子一文之，
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等语。
　　⑥“严译名著”指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1723～
1790）《原富》、英国甄克思（1861～1939）《社会通诠》、英国穆勒（1806～18
73）《群己权界论》、法国孟德斯鸠（1689～1755）《法意》、英国斯宾塞（1820
～1903）《群学肄言》、英国耶方思（1835～1882）《名学浅说》、穆勒《名学》
等书。这些书曾陆续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把它们汇集重印，总称《严
译名著丛刊》。
　　⑦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这是对赵景深翻译主张所作的归纳，参看本书《几
条“顺”的翻译》及其注②。
　　⑧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
领导者之一。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撰有《饮冰室文集》。鲁迅复信中提到的《和
文汉读法》，是他写的一本供中国人学日语用的书。
　　⑨“仓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我国最初创造文字的人。
　　⑩茀理契（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史学家，曾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
说《毁灭》写了《代序——一个新人的故事》。
　　⑾J．K．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
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
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
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⑿“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⒀“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⒁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
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
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⒂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⒃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
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
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
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⒄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
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
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⒅《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
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
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⒆巴比塞（H．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线》、
《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⒇基督教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基
督教的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认为只要实行基督教的“博爱”、“互济”等教义，
就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苦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和金斯莱等。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Y及T来信）①

　　L．S．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
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
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
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
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
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
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
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
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
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
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
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
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
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②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
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
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
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
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
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
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
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
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
例如法国的戈兼③，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
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
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
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
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④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
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
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
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
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
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
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
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
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
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
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
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
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
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此复，即颂近佳。
　　L．S．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②Y，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T，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
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③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
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④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229页注⑤。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
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好政府主义”①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②了，但他
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
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
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
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③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④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
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
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
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
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
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
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
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
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
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