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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中国龙"？-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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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涌
自序（1）
艰难成就书稿，按常理常例应有个序，如此方觉得“完满”。但是，想来思去，还是自己套写一个。因为文章写作甘苦，自己身受。更何况，拙稿不少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在单篇发表过程中，已经令诸多部门与相关人士不快，有的甚至还兴过师问过罪。如今，虽然细致打磨，自觉圆润不少，但是对一些眼睛中容不得沙子的人士，可能依旧有些冲击力。倘若真的有仗义执序者，一旦问罪过来，岂不是拖人家下水。好坏还是一人承受，是故自序。
一
2009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好也是改革开放“河东与河西”的分水岭。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国龙”开始觉醒、舒展、腾飞。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对外开放伊始，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国人，打开门窗，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一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好的东西”恐怕真的只是些蚊子、苍蝇。但是，后来形势就不同了，蚊子、苍蝇发现中国“钱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虫、大鳄皆鱼贯而入，“第五纵队”迅速滋生且不断壮大。对外开放的局面由此日趋复杂，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今“过海”、“越洋”的实践，越来越捉襟见肘。在中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下滑之际，恰遇世纪金融大危机，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内外因素相互激荡下，外储缩水，楼市股市高危，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纷纷下岗，民工大批返乡。这在贫富加速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域发展严重落差的大背景的烘托下，夹杂着各种利益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与尖锐，严峻地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今日之局面，缘由众多，但是发展模式应居于首位。新中国成立60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可以先后集中到两大发展模式，一个是苏联高度计划模式，另一个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大问题恰恰是先前过分偏执于计划，而后又越来越偏执于市场，从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到恪守自由主义教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我们当然要大力宣扬30年来、60年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纵向而言，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但横向来看，尤其是与近邻日本、“四小龙”的成长历程比较来看，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人民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本可以比现在更加宜人，我们的社会本可以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本可以更加富强；世纪金融大危机下，我们的经济本可以损失更小，社会本可以震动更小；我们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本可以更加主动；……而实际情形恰恰远不如人意。我们的社会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隐患，我们的社会经济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影响我们在总体方面变得“更好”或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坏”的，有很多因素，但是对外资的迷信、崇拜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是中国遭遇当前诸多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了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态势，呈现利益集团化、组织代理化、诉求政策与法律化，而且其行为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利益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国垄断资本在今日中国近乎无孔不入，无利不图。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与低迷之下，在扫荡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之后，在整个世界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保护主义愈发严重之际，中国应思考：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日益棘手、紧迫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之时，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自序（2）
二
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来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来自作为共产党与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官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权钱交易盛行，官员腐败与时俱进，大众不满与日俱增。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官僚相对数量庞大，因此贪官的绝对数量当然不少。2005年，本人被分派一个课题，研究《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刚涉及此题，一头雾水，到哪里寻求实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私下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多个部门中众多官员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鲜活素材，很多是闻所未闻，有的甚至是骇人听闻。
近些年来，频繁游走于中国政治人丛，我的认知是，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不仅有很好的知识素养，而且也有很好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值观一直得到较好的传承。相较于已经失去道德罗盘、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华尔街、华盛顿的那帮商僚与官僚，有着天壤之别。这是西方早就预言并急切期待“中国崩溃”，而实际迄今中国仍然屹立不倒并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倘若中国政治体制能不断改进完善，那么这些具有很好知识素养与道德水准的官僚就能更好地造福大众、社会与国家。本书稿中有众多对相关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指责批评，但我并不否认相关部门与官员的大多数，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8”，中国人曾经给予很多期盼，而后却带给了中国诸多不幸。有天灾，有人祸，还有天灾夹杂着人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巨型天灾人祸曾经击倒过许多民族，但是中华民族却在各种灾难中持续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天灾人祸只能使这个民族更加成熟、更加坚韧，民族崛起的基础更加坚实。“2008”，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清晰地揭示，人民群众是中国的真正主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段时期以来，一度远去的英雄史观在中国又悄然出现，成形成势。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一个个精英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利益与家庭于不顾，为民族存亡，为国家崛起，奔走呼号。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感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如今一些中国人，以精英自居，却无昔日精英之胸襟与作为，利之当头，难之面前，首先是为自己打算，总是把自己、家庭、家族与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为了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要与国家民族患难与共，私下里却将子女亲属悄悄送到海外，在境外机构开设不干净账户，有的还拥有西方绿卡，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有的长期以来拿境外钱财，为境外提供数据资料信息，为境外利益代言，肆无忌惮。世纪金融大危机，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于国际场合承认，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中国的亲美精英却一个劲地鼓噪，中国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源头，甚至要承担20％~50％的责任。这些精英们肆意妄为在中国泛滥，虽然没有普遍成灾，但是在一些领域（如产业化下的教育、市场化下的医疗、产权明晰下的国有企业贱卖等），灾难已经出现，而且仍在不断扩散。
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变相助长了右翼声势。“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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