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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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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柳吕(彦)彪的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震怒:

“把他押过来!”

简直和爆炸的声音没有两样,柳吕(彦)彪刹那间头皮发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师长的命令违抗不得,便放下电话,沉下脸来,大喝一声:

“来人,给我拿下!”

风云突变,事前未曾预料,张逸忠愤怒咆哮着:“我是奉杨主任的命令来的。”“我是堂堂的军法处处长。”

“我要把你们军法处理。”整个儿司令部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拥上前来的警卫人员捆了个结结实实。

武柳二人押着张逸忠来到冯钦哉住处时,冯钦哉早就杀气腾腾地等在那里,刚等到张逸忠站稳,便恶狠狠地扑上去,在张逸忠的身上咬了两口。

两口咬得好狠,使从来未曾受过皮肉之若的张逸忠大声嘶叫起来:“冯钦哉,有朝一日,我要剥下你的皮!”

可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冯钦哉为何咬张逸忠两口?原来张逸忠和冯钦哉早就因为争买一片空地而结下了冤仇……他咬张逸忠的第一口,是还报买空地时的羞辱。这块冯想购买的在西安城内的地皮,因张逸忠的不合作态度,使他的愿望落了空。他咬张逸忠第二口,是还报离间部属之仇。杀张的原因,还不在反对张杨兵谏蒋介石的义举。

张逸忠还在破口大骂,冯钦哉“啪”地一掌击在桌子上,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

一群警卫人员,抱着拼命挣扎的张逸忠出去了。冯钦哉还不解恨,一直尾随其后,亲自听到执行的枪声,看到张逸忠的脑浆迸裂,才回转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⑩突然,就象在12月12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现的事件一样,这起枪杀来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这也难怪,一场石破天惊的壮举,尽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伤亡有时又常常是难免的。只是情况不同,有的是由于不明真相和顽抗造成的。如在华清池交火中的伤亡者;有的是预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冲之死;有的是不该发生的,如后来王以哲将军的遇害;有的则显然是“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面前,见私仇而忘大义,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如张逸忠的被枪杀。人们谴责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而对于为国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志士仁人,则将永志不忘,并且始终对他们怀着深切思念之情。

……………………

①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对于这个电文该书编者还有一个按语,指出:据《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蒋12月15日给宋美龄的遗嘱之有关内容应是“余决为国牺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②⑥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③④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出版。

⑤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⑦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载1986年12月2日《西安晚报》。

⑧⑨ 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⑩ 赵亚宣口述,杜鹏霄整理:《西安事变中一起枪杀“特使”案件》,原载《当代青年》1986年第9期。此系摘引。

张学良传……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被人们誉为救国领袖的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由于符合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深得人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事变初爆发的那些日子里,它虽然不象在兵谏时那么惊心动魄,却也是很不平静的。当“双十二事变”的清脆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把一向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最初,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①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以及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澂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②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③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虽居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况,再定“万全之策”。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发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于它带“理论色彩”,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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