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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建设60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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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继续强调“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的同时，特别提出“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形式。目前，全国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近500万农民工又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创办工商企业。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创业者自身收入大幅提高；扩大了社会就业，平均每名返乡创业者带动就业3。8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地不能外出打工的中年以上农民。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同时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乡镇企业就业，壮大了乡镇企业的实力，推动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村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2006年，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比例增加为40。1％，改变了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的局面。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结构性不足，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的便利。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便于接触到许多城市的生活价值和行为方式，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实现转移，直接取决于社会经济所达到的水平。二是制度制约，包括户籍制度、歧视性就业政策、人权和社会障碍。我国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虽有所松动，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劳保、福利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在户籍管理制度约束下，无法取得与当地市民平等的竞争权利和平等待遇，造成许多方面的困难。随着我国产业调整，下岗职工不断增加，为促进本地劳动力就业，地方政府对农民进城就业作了种种限制，采取歧视性就业政策，客观上阻碍了劳动力市场发育进程，增大了农民外出就业难度和成本。另外，存在人权和社会保障障碍。在一些地区，侵犯农民工人身权利和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由于农村流动劳动力作为弱势群体享有的法律保护尚不健全。三是劳动力自身素质、观念和文化背景的制约。
为突破以上制约，需要实施农业重点保护政策；建章立制，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环境，废除和取消各种歧视、制约农民进城的政策规定，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城的体制性障碍；不断拓展就业空间，开辟多渠道的转移途径；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保障劳动力转移；强化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举措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强调，要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第五章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引言
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标志。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而且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显着增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不断跃上新台阶。1978—2007年，我国粮食产量由6095亿斤增加至10032亿斤，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和水产品等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创造了用世界9％左右耕地养活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
·第一节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是战略产业，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生产，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粮食生产
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为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多方面原因，这期间，也曾有过失误，农业发展也曾遇到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困难局面和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我们党面临的头等大事。西方一些人曾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新生政权会因此而垮台。要解决广大人民吃饭的问题，就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局出发，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广大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政府根据各地的生产成本规定最低收购价格和棉粮、麻粮比价。电子书下载，保证了农民的收益，积极发放农业贷款，粮食生产得以逐步恢复。到1952年，全国农村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一系列发展农业政策和措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经过三年的恢复，195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6390万吨，比1949年的11320万吨增长44。9％，平均每年递增13。1％，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粮食最高产量15000万吨的9。3％。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大城市粮食供应、平抑粮价和打击不法商贩，国家在大规模组织粮食调运的同时，提出了“储备粮”的设想，并在重要城市建立储备粮库存。这些措施为国民经济恢复期间的粮食供应提供了保障。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为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国家增加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财政支农资金。1957年，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要求和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这对于推动各地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粮食总产量1957年达1959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年均递增3。5％。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比1952年增长6。3％。
同时，为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53年对粮食、油料，1954年对棉花，1955年对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和派购制度。为进一步确保粮食安全，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粮食征购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为了应付灾荒和各种意外，国家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1955年，国家开始从粮食周转库存中划出一部分粮食作为储备粮，并且划定储备仓库，拨出储备资金，建立国家备荒储备粮，即“甲字粮”。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粮、油、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鉴于粮食的紧张状况，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1960年已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实行加价5％的政策不变。同时，通过实施减少粮食征购，适当调整农业税税率，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一系列调整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在1962年略有回升的基础上，取得了从1963年到1965年的较快增长。到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9543万吨，比1960年增长35。6％，接近1957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束缚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但在1971年到1975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比例失调进行调整，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和支持，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75年，粮食总量达28452万吨，比1970年增长18。6％。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粮食生产
这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关心粮食安全。邓小平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党的近期政策目标是立足于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决定》提出，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提价政策的实施，给长期没有积极性的农民注入了动力，并因此开始缓解了全局性农产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5个1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生产快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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