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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这种契合，就必须假定人的肉体虽然会消亡，但灵魂却是不朽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能在无止境的道德实践中去趋近至善的道德目标。尽管灵魂的不朽不能被理论理性所证明，但它仍然必须成为实践理性的第二个假设。

　　　　第三，道德作为一种对个人的外在的社会化的行为要求，总是与个人的幸福相对立的，而要实现至善，就必须把道德和幸福这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但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人毕竟是有限的感性动物，无法摆脱自己对俗世幸福的种种欲求，因此必须假设一个万能的上帝，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结合。这样，上帝就自然地成为实践理性的最后一个必要的假定。

　　　　由此，我们终于看到，在认识论中被康德放逐出自然界和科学王国的三个幽灵（上帝、灵魂和自由）

　　　　，现在又被他悄悄地请回到了伦理学的领地，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变成了他的道德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当然，我们更要明白，这些范畴经过康德的阐释，早已获得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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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２西方哲学初步

　　　　其趣的意义了。譬如，康德心目中的“上帝”就跟正统基督教中的“上帝”不可同日而语。基督徒眼里的上帝，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同时又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偶像；而在康德看来，上帝仅仅是一个虚影，一个伦理学所必须的理论假设，一个深藏于人心中的对无限人生价值充满渴念的道德精神。康德为这种道德神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普鲁士国王愤怒地斥责他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原理，谨慎的康德虽然不承认自己的理论有什么错误，但仍旧承诺再也不发表任何有关宗教的意见了。这是康德漫长而平淡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唯一的一次政治风波，它很快就平息了；可是康德的哲学却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着欧洲的文化论坛，它所激起的思想波澜震荡了整个１９世纪。

　　　　尽管康德哲学诞生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德国，但它却深刻地抓住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它试图对许多引人注目的迫切的理论问题作出解答，因此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

　　　　康德哲学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是：第一，认识论上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以及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第二，文化领域中理性科学的日益发展与传统信仰逐渐式微的矛盾。

　　　　首先，他企望通过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用先验的形式来确立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却引来许多麻烦。康德主张人的心灵不是一块白板，或者完全地成为感觉的牺牲品，人的感性和知性在认识中具有主动性，能够自主地去选择和规定经验。这对１７世纪以来的认识论（尤其是经验论）的感觉被动论是一个纠正，这种看法对其后哲学和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然而，由于过分强调了感知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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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５３２

　　　　的先天性质，使康德不自觉地走上了先验论的歧路。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个人的感觉形式也许是通过遗传而先天获得的，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是长期进化的历史产物；至于人的思维形式则更是后天实践不断发展而来的。康德所苦心孤诣要证明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在当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不啻于一种冥顽不化的幻想，因为对他们而言，科学原理并不是什么绝对正确的真理，充其量也只有概率论上的可靠性。

　　　　然而，康德却不得不为他的迷信去作徒劳的证明。

　　　　而且，在这样做时，他就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一个理论陷阱：一方面，先天的认识形式通过先天综合判断，使人能获得关于经验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另一方面，这种知识始终都只是有关现象世界的认识，至于现象之外的物自体则永远是不可知的。

　　　　这个内在矛盾导致了康德哲学一种致命的二元论特征，即现象与本体、存在与思维的截然两分、无法统一。这种二元论同样体现在他的伦理学说中，在里面现实的与理想的、“应当如此”与“实际如此”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好的理想（至善）是人应该努力追求的，但有限的人命中注定永远不能实现它。这种二元论的出现当然也与康德的自觉意图相关，因为他要限制科学知识从而为信仰留下一块地盘，这使他有意识地在现象与本体、思维与存在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康德的哲学体系内，这种二元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它所蕴含的矛盾双方的尖锐对立仿佛构成了德国思想界中一种内在的张力，刺激着后来的思想家想尽千方百计去突破和超越它。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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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２西方哲学初步

　　　　分别从左右两边对康德展开了批判，左派一方产生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右派一边则出现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形而上学。

　　　　二、黑格尔精神历险记

　　　　康德哲学的起因是为了给休谟的怀疑论问题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当它刚刚自以为找到了可行的答案时，它自身却又陷入了重重矛盾的包围之中：知识虽然具有普遍必然的性质，但却不能认识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那就是说，在人的知识之外，永远存在着一个无法认识的宇宙。尽管康德一再声明，自在之物是人的理性不能把握的东西，对此千万不要有非份之想。然而，人的精神又怎会满足于这种模棱两可的困惑状态呢？理性的任务就是要扫除矛盾、克服障碍，寻找新的出路；哲学不同于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确定不移的答案，只有连续不断的问题，往往一个自以为是理论很快就被人视为破绽百出的思想麻袋。正当康德如日中天、红得发紫之时，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冷不丁地冒了出来，从右边对康德的二元论大施拳脚。

　　　　这个人叫做费希特（Ｊ。

　　　　Ｇ。

　　　　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费希特出身贫寒，全靠别人的赞助才得以完成学校教育。大学毕业后，他当上了指导教师，生活依然是朝不保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康德的著作，便鼓起勇气找到这位大哲学家。

　　　　康德先生帮助他发表了一篇有关批判宗教启示的论文，它的成功使费希特获得了耶拿大学教授的职位，此后他便专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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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７３２

　　　　事哲学研究，并因阐述康德哲学而声名大振。费希特明确地肯定，康德哲学的真谛在于，承认主体（或自我）是求知的基础因素，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可是，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将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分裂开来是康德哲学的最大弊病，而这种二元分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承认了一个神秘的物自体的存在。根据他的看法，这个自在之物纯属画蛇添足的虚构物，只要将它一笔勾销，那么，不可认识的本质、现象和本体的对立等等问题也就自行消解了。

　　　　费希特自己哲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试图描绘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之后，世界如何能够存在的问题。从理论逻辑来看，去掉了自在之物，世界上就只剩下人所感知的那个现象界，这自然就消除了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的分裂；但这样一来，世界的存在与人对它的感知岂不就成了一回事？费希特正是这样认为的，这似乎是柏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一个翻版，不过费希特的论证更富思辨色彩。

　　　　费希特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自我”与“非我”。

　　　　“自我”指认识的主体和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康德的纯统觉。

　　　　“非我”则是自我之外、与自我相对立的认识对象和客体。费希特从自我出发，推演出三个基本命题，从而构成其充满主观唯心论特色的自我哲学。

　　　　第一命题是“自我设定自身”

　　　　：自我不必依靠任何别的东西而独立存在，它自己产生自己，自己规定自己，它从来都是第一性的、绝对无条件的存在，是知识得以产生的根据。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相当独断的前提。设定了自我，跟着便有了第二个命题“自我设定非我”

　　　　：第一性的、独立存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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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２西方哲学初步

　　　　创造其对象（即客体）

　　　　，客体世界作为自我的派生物而存在。

　　　　最后接踵而至第三个命题：“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

　　　　费希特把上述三个命题分别称为正题、反题和合题。正题确立了自我，反题肯定了自我与非我的区别与对立：当自我创造了非我以后，非我变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反过来排斥和限制自我，成为主体难以操纵的异己力量，客体世界沦为人的对立面。然而，主体本身是积极能动的，在合题中自我终于克服了对立面的非我，而回复到自身，并在自身中实现了自我与非我的同一，即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这个论证中，费希特所突出的显然是主体的能动性。

　　　　他把自我规定为能够创造自己对象的主体，它既设定了自身又树立起非我的客体世界，并最终使二者消除外在的对立，达到辩证的同一。这种一元性的自我哲学表面上似乎能克服康德的二元论，但它自身却又是问题百出的：精神性的自我如何能够创造出自身进而创造物质的世界？因此，费希特的哲学在根底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他的辩证法思路却对后来的黑格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费希特在耶拿大学有一个同事谢林（Ｆ。ＶｏｎＳｃｈｅｌｉｎｇ，１７５—１８５４）。谢林才华早显，文采飞扬，年仅２３岁就取得了教授的职位。

　　　　他的思想开始时深受费希特的影响，曾与之一起批判康德的二元论。但不久他就不满于费希特以自我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并逐渐形成自己围绕着“绝对”概念而构筑的客观唯心论——同一哲学。

　　　　谢林觉得，将自我视为创造一切的最高本原，完全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因为，自我说到底只是认识的主体（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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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９３２

　　　　维）

　　　　，而纯粹的非我也就是客观世界（或存在）

　　　　，二者都只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东西。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不能说它们二者具有一个设定一个、一个包含另一个的关系。那就是说，在它们之外必定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绝对无条件的东西，只有它才能成为统一自我与非我的根据。这个东西便是谢林所谓的“绝对”。这个“绝对”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在其中思维与存在、自我与非我之间混然无分、毫无差别，它们共同构成一种原始的“绝对同一”。

　　　　“绝对”

　　　　同时具有把自己提升为自觉的精神力量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使“绝对”产生不自觉的运动，进而突破毫无差别的“绝对同一”阶段，分化出思维与存在、自我与非我，最后形成千差万别具体事物。当然，这些从“绝对”中派生出来的东西，最终总要回归到它们原始的出处——“绝对”之中去。因此，归根到底思维与存在的差别是相对的，同一则是绝对的，其同一的根据就是“绝对”自身的永恒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