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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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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被判定自由的，你逃都不逃不了，到处都是自由的天地。
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是子弹打死了人，但我们并不谴责子弹，因为它没有自由，它也负不了责任，我们谴责的是发出子弹的凶手，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是自由的。因此自由是和责任交织在一起的。你参加了侵略战争，你就得对此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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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这里不容任何借口，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都在这里失效了，即使你是被抓壮丁的，但毕竟你是自由的吗，你本来可以开小差蹓掉，最坏你也可以自杀来抗拒吗，你没有开小差，也没有自杀，你参加了战争，所以你就是战争贩子，你就得为此战争负责。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
自为不是其所是，人只要是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说个“不”字，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物永远是其所是，墨水瓶是墨水瓶，裁纸刀是裁纸刀；只有人可以说“不”
，对他人、对处境、甚至对他自己，他都永远可以说“不”。你的地位，你的财产，甚至你的生命都可以被剥夺，但说“不”的威严却永远存在。敢于向唯唯诺诺的流俗说“不”而成为超俗，敢于向非义说“不”而成为正义，敢于向专制者说“不”而成为斗士，敢于向占领者说“不”而成为抵抗运动的勇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存在与虚无》即是向流俗、向非义、向专制者、向占领者说“不”的巨著。纳粹的势力再强大，法国人都可以说个“不”字，法国人从未失去自由，屈膝投降并不是迫不得已，膝盖落地毕竟不同于石头落地，法奸是自由选择成为法奸的，因此他得为此选择负责，《存在与虚无》被称为“反附敌的宣言书”并不是没道理的。
自由迫不得已，责任无可推卸，自由的压力可谓大矣。
“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减轻这重量。”不论我做什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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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在那怕短暂的一刻逃避责任，因为我对我的逃避责任的欲望本身也是应负责任的。而对自由人们不免焦虑，焦虑与怕不同，怕是对世界中的某件东西害怕，比如怕黑暗、怕老虎等等。焦虑并没有什么对象，它是在自由面前的一种体验，焦虑是作为存在意识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因此，逃避自由、推卸责任、远离焦虑成了芸芸众生的当务之急，这就是所谓的“不诚”
（ｂａｄ
ｆａｉｔｈ）。
不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从实际性出发视己如物，从而避免做出自由选择。
一个初次赴约的女子，当对方对她说：“我很钦慕您”
，尽管她很清楚人家的意图，但她不愿深究字面后的意义，她取消了这句话中的性的含义。这时人家突然抓住她的手，而她任凭他握着她的手，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她继续大谈生活、大谈艺术，在这个时刻，她的身体与心灵分离完成了，她的手毫无活力地停留在她的伙伴温暖的手中，既不顺从，也不反抗——像一个物一样。这个女子的行为便是典型的不诚。
不诚的另一种类型是他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物，让自己完全成为“为他的存在”。这种人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下，完全按照他人的要求行事，从而逃避自由选择的责任。咖啡馆里的侍者，端盘子的姿态，走路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他像个自动机器。
可是照深处看，“咖啡馆里的侍者并不像墨水瓶是墨水瓶、玻璃杯是玻璃杯那样，干脆就是个咖啡馆侍者。”墨水瓶是否要当墨水瓶，它没有丝毫的选择余地，而咖啡馆侍者是自愿选择扮演侍者角色的，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是他人注视的对象，因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得符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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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西方哲学初步
对象所应具备的一切。其实作为自为的人他与侍者这个角色并不是同一的。卡夫卡在小说《诉讼》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商人到城堡去告状，卫兵把他挡在门外，他不敢越过，便在一边等待，就这样一直等到老死。在死之前，他问卫兵：“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应该等待？”
卫兵答道：“这道门是专为你设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门，自由的人应该有勇气去冲破这扇门，去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
在不诚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他人的目光这一现象，萨特给出了一个特殊术语“为他的存在”。
我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绿草地、林荫道两旁的栗子树都在我的眼底下，供我欣赏，这些都是我的世界，正在我沉醉这片迷人的景色当中时，我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用眼光打量着我，我立刻意识到我成了他风景中的一个物、一个对象，我的主体性连同我的世界一同被他偷走了。实际上世人皆生活在他人目光之下的，人皆有其为他存在的一面，即便是自我亦是为他的自我。
设想我出于嫉妒、好奇心、怪癖而把耳朵贴在门上，通过锁孔向里窥视，就在我完全自失于此偷窥活动的当中，我听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有人注视我！一度遗忘的我突然闯进了我的意识中，我刷得脸红了，“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
我原本流动不居的意识虚无化之流被凝固了，对他人来说，我伏在锁眼上，就像那棵树被风吹歪一样，我的超越性离我而去，我有了一个外表，一种本性，自此以后，我成了一名偷窥者，就像墨水瓶是墨水瓶一样。他人的目光犹如美杜莎的眼睛，在她的注视下，一切皆化为无生机的石头了。
因此，只要有一个他人，不管他是谁，他在那里，他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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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５３
关系如何，我就拥有一种外在，一种性质，“我的最原始的堕落就是他人的存在。”
我们切不要认为只有让人羞耻的目光才把人对象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人的赞扬，他人的掌声又何尝不是把我对象化呢？我依然会脸红，尽管这可能出于激动或自豪。一旦我成了他人心目的英雄，我就得按英雄的套路做下去了，这时一支枪对准了我的脑袋，尽管我的脉搏加快，血压升高，但我是英雄，应表现出一副大气凛然的英雄相，于是我可能开怀大笑了。名声累人，道理或许也就在这里。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不甘于被他人注视，我把眼一瞪反过来注视他，我让他感到羞耻，我把我的主体性建立在他人主体性崩溃的基础上，主体间的相互注视是不可能，总有一方看到另一方的眼睛。不是注视他人，就是被人注视；不是征服他人，就是被人征服；不是主人，就是奴隶；不是主体，就是客体。
一方面我想从别人手心里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别人也设法从我手心里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打算奴役别人，另一方面别人也打算奴役我。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在另一方之中并且致对方于死地，“冲突是为他存在的原始意义”。在剧本《禁闭》中，萨特借主人公加尔洵之口喊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哀叹。
人们可能会指责萨特为什么他只关注于这些相互冲突的目光，为什么他不留意一下情侣间含情脉脉的爱的目光呢？
其实爱情的目光更要命，爱的双方都希图占有对方——不仅是对方的身体而且更重的是对方的自由，但是对方的一旦真地被占有，它就不是自由了，它就成了一只外壳，一种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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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爱情只能在性受虐狂与性施虐狂之间摇摆，前者努力为了对方而使自己成为甘受摆布的客体，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自在；后者则视对方为取乐的肉体与工具，通过暴力、痛苦把对方固定进肉体中以完全占有。爱情除了两种自由意识的相互搏斗外了无他意，爱人最终都是“对象”。
到目前为上，我们还一直停留在两人之间的相互注视上，设想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情形又如何？就说甲乙两人在街上发生了争执吧，甲瞪乙一眼，乙瞪甲一眼，双方都在极力毁摧对方的主体性以征服对方，这时丙在一旁瞎起哄：“打听，打呀，动手打呀。”甲乙两人或许这时会突然明白，原来他们都被丙给耍了，他们两人都成了丙的对象化了，在丙的目光下，甲乙竟觉得是难兄难弟了。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共他的存在”
，甲乙两人在丙的注视下体验到了一种“对象—我们”
的意识。
“对象—我们”相当于“自为”与“他人”关系中的“被看”
，在对象—我们的经验中，我们体验到一种集体异化的羞耻，我们都被“第三者”的目光给对象化了。
“阶级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对象—我们的体验。工作的艰辛、生活水平低下、难以忍受的苦难这一切还并不能构成一个阶级，因为生活水平的低下、苦难忍受的程度这些东西完全是相对的，这些痛苦与其说能使人们联合起来，还不如说使人们孤立起来，甚至成为相互冲突的根源，只有在“第三者”也就是说在资本家的目光下，工人阶级才能体验到自己的身份，才能体验到自己是为了第三者的利益被集体异化了的对象。因此，被压迫阶级只能对压迫阶级而言并依赖压迫阶级的，这也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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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５３
说，只有通过反过来把它改造为对象—他们才能自我确定为主体—我们。在这里萨特差不多得出了与马克思相似的阶级革命的结论，这也为他晚年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埋下了伏笔。
总之，我们只有他人、在“第三者”的眼中才是“我们”
，并且正是从他人的注视出发，我们才能把我们作为我们承担起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专制政府总希望对外发动战争以转移国内冲突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第三者，它与我们整个人类有别，它是所有可能集团的第三者，它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能成为与任何人集团的联盟，对这个第三者来说，任何他人都不能被构成第三者，换言之，它是唯一绝对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当然就是上帝啦，在上帝的目光下，芸芸众生成了一个对象，“民胞物与”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在上帝的目光下，每个人都成了罪人，成了仆人。但是，上帝毕竟只是“异化了的极限概念的对象”
，是虚幻的东西，是不在场的东西，因此“全人类的对象—我们”始终只是个空洞的观念。
没有什么救世主，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大同世界。
“共他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是“主体—我们”。它是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形成的，我们在同一剧场看戏，我们在同一车站转车……主体—我们是由于我们事先接受了同一目标、同一工具而产生的，我这种与他人的共在关系是非常随便和任意的，它随着为他的各种不同形式而转移，对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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