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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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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
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
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
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
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
当年我们拿到的河南斗狗的线索，有一位叫马宏杰的摄影师也在拍，拍了好几年，他跟组织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想“知道为什么”。
《耍猴人的江湖》，他陆续跟拍了八年。跟农民一起扒火车出行，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老杨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着劲活着。
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
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一天傍晚时分，史努比打来电话：“吃饭？”
“行。”我说，“我请你，正打算下楼吃呢。”
他顺竿上：“不成，你做。”
我气笑：“凭什么呀，只有方便面。”
“不行。”
“那就下挂面。”
“挂面成。”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连理都不讲。
只好去超市，买只鱼头、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里面，再拍根黄瓜。
他靠着门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白他一眼：“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
吃完饭，我俩喝茶。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都很受刺激。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大都说父母尽管清贫，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
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老了对保姆还不好。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带着困惑还有心酸：“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他说，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谈到快一半，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听着。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说完站起来走了。
陈虻有次骂人，就是骂这种选择。
记者拍了个片子，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为他们钉作业本，判作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把家里床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片子做得很动情。
陈虻说，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挺感动，但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就问记者：“这老师收钱吗？”
记者说：“两万到三万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个孩子的话，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当知道的时候，我觉得那叫省钱。”
他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谁教给你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
记者沉默不语。
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陈蛇说得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话问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这些，不问你的成长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样，扎进人脑子，直没人柄。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我苦着脸：“可我都这么大了。”
他笑，问：“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去唐山采访大地震，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
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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