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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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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我们备用网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我说:“舍不得你爸吗?”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问,搂他肩膀摇一摇。
打完蒜薹,女人们张罗着吃饭,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很满意的样子:“嗯,这个没偷走。”
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找点柴火,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锅里煮。水热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蜡黄。我负责切肉,一刀下去,热气直往上蹿,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声。
叶嫂扭头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滚刀切大块,煮,炒。
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大伙有了一点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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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威得拍这段,几米之外盯着机器。
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那个机器他们看惯了,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直对着镜头招呼他“来吃嘛。”
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扬扬手里的烟:“我抽完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举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算个团圆酒,来。”
这一杯下去,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
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跟他打招呼,“嗳”一声,男人之间那种口气。
那人偏过头对我说:“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不说话,走着走着,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
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
他说:“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我原来是军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
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四川人说“火落在脚背上”,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没办法了,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写作文,肯定会写《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甶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饭的时候,他右手拿筷子夹菜,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给它练牙。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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