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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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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同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卢安克,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性”,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人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欷獻。不过,春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脱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日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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