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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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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有点感喟,就打个岔:“我变化大么?”
他端详我:“没变化。”
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还是有点变化的,宽厚点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话。
他看出来了,笑了一下:“喀,就这么回事儿。”
手机响了,他挂着耳机线,一边接一边冲我挥了下手,拉开他开了十年的老车,车后边磕得掉了漆。
我转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机线上的话筒,又回身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
凌晨两点半,我跟陈姐姐一起下楼电梯开的时候,看到白岩松,对视一下,我出他进,都没说话。
他和陈虻,像两只大野兽,有相敬的对峙,也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大家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后来岩松说,那天凌晨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他去陈虻的办公室坐了一夜。那个办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纸条写的是:“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巳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
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
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
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
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
他说得对,去打断谈话,问一个明知对方接下去要谈的问题,不管是为什么,都是一个“有目的”的问题,是为伪。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儿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参加一个演讲,题目叫“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上学时我常参加演讲比赛,通常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狗血一洒满堂彩。这么大岁数,我实在是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了。但台里说这事已定。当天领导辛苦地起个大早替我抽好签,十四号。
第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我袖口上别着十四号的塑料圆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说什么好。旁边有位选手穿了件大红裙,凑耳过来说:“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觉得有理,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包里装着北大徐泓老师整理的陈虻生前讲课的纪录,正好翻翻看,有的话以前没听过,有的听了没听进去,有些听进去了没听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叫到十四号时,我走上台,扶了下话筒:“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
认识她,正是我十年前挣扎来不来中央台做新闻的关口。认识她,影响我最后的决定。“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这些材料也无从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在这种来不及思考的匆忙里,才知道谁会浮现在自己心里。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天他从山西老家寄给我一个纸箱子,剥开,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里头还套了一个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解开把手插进去,暖暖热的碎金子一样的小米粒,熬粥时米香四溢,看电梯的大姐都来寻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我说到了陈锡文对征地问题的看法:“他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原因不在于土地管理法,还根源于一九八二年宪法。”在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陈锡文的短信,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你说年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认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说,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这个演讲场地很小,水泥台子上放了个喷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红的仿宋体写着“为祖闽骄傲,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儿十人,评委坐在课桌后,桌上面铺着鲜红的绒布。这是一个有点简陋的场地,但人站在了这里,这里就是真的。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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