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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出版之《人权论集》两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复并分令外，仰该员切实遵照查禁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该员遵照查禁为要。此令。中华民国19年5月3日宣传委员赵少彝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乱中华”（1）
　　　　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于1929年3月又组一个“平社”，准备办一个《平论》周刊，未成；后又拟出一部书，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并有了明确的分工，①但也不见结果。恰好因《新月》谈人权，谈出麻烦来了。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没有明令撤职惩处，却也给学校惹了麻烦。他只好引咎向校董会辞职。《新月》呢？更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适与同人等议论，改弦更张，另换题目，便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再惹麻烦，大家认为必须先写一篇“概括的引论”，以便向社会各界，自然也向当局，表明《新月》同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
　　　　还是由胡适先出马。大家公推他来写这篇引论。于是，由胡适起草，经大家讨论，在《新月》第2卷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篇皇皇大文。②这头一炮放得颇为奇特，放出了一个“五鬼乱中华”的奇论！胡适写道：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坏到这般地步，都是这“五大恶魔”闹的；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是胡适博士的一个最奇特的创造！
　　　　奇论一出，全国震惊。当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③梁氏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提议人”之一，赞成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因此他对胡适此一奇论的质问与批评，在当时颇有一点代表性，我们不妨多抄几句原文如下：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读了梁漱溟的信，也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简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设法补救，便又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④仍多方辩护，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关于军阀的问题，胡适则说：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姑且不论他们争论的“扰乱皆军阀之所为”，还是“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胡适总算也承认军阀是“五鬼”中的一鬼的一部分了；他又把“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与军阀一起归入“扰乱”，当成了敌人。对于胡适和新月社的这种“根本态度”，国民党蒋介石当然不应再“惩办”，而应深表欢迎了。
　　　　怎么来打倒这“五鬼”呢？胡适宣传的还是他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他说：
　　　　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这也是胡适及新月社同人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他们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甚至“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革命。
　　　　看到这些，人们却反而难以明白，胡适他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从革命的对象到革命的方法，既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相对立，也与中国国民党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路线相对立。说它是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罢？似乎也不对，因为连资产阶级那一点反帝反军阀专制的精神也见不着了。真是一条无以名之的奇特道路。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乱中华”（2）
　　　　①关于“平社”，可参看《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手稿本，第8册，1929年3月25日、4月21日、5月11日、5月19日有关记载。其中5月19日前，附有“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其分工列表如下：
　　　　（三版注）②《我们走那条路》，于1930年4月10日写成，12日晚上提出讨论，13日胡适补作“缘起”，然后发表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10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本节所引文字，未注出处者，均见此篇。
　　　　③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于《村治》第2号，转载于《新月》杂志第3卷第1期之“通讯”（关于“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讨论）栏内；后由胡适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一”。下引梁文，均据此。台北远东版《胡适文存》第4集，经作者删改，本篇所附录的梁漱溟文被删去。
　　　　④载《新月》第3卷第1期，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二”。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传记热”与《四十自述》（1）
　　　　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可以说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便开始写自传《四十自述》。①这是他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并且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他后来说：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②
　　　　青年时代，尚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试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难得的。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倡文学革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刚到40岁便动手作自述。后来逃亡美国，又有半部“口述自传”，③还写了一本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④这后两项自然是后话了。胡适不仅自己写过许多传记，还常常劝别人写自传，⑤足见他是一个“传记热”。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
　　　　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⑥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⑦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
　　　　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