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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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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二、苏轼的散文创作
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上欧阳内翰书》）。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文说》中的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段话恐怕不无自炫，但确确实实，苏轼的文章在所谓“古文”的系统中，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都要少一些格局、构架、气势之类的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并且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
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等。这些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论》不一般地谈论范增功过得失，而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新颖角度阐发开去，议论文人谋臣如何“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中忽而引证古语，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转为叹息，写得虚虚实实，时张时弛，使一篇短文波澜横生。又如《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这一类文章中，也有些是随意搬弄历史以显高明，写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反映出苏轼好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稳的议论有趣味得多。这是苏文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及的，以性质而言不属文学散文，但从中可以感受到苏轼的个性与才华。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
这一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比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性质相近而体裁单纯、结构清楚的散文，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如《石钟山记》先是对郦道元、李渤就石钟山命名缘由所作的解释提出怀疑，而后自然地转入自己的游览探察过程，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提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全文以我为主，气脉流贯从容，叙事、写景、议论的衔接十分自然，而且最后的议论部分只是轻轻带过，不摆出一定要教训人的强硬姿态。而《放鹤亭记》则从云龙山人迁草堂、建亭缘由说到彭城的山势、亭的位置、季节与风景的变化，再说到主人的鹤与鹤飞的姿态，这才说到亭的命名。
下面一转，从自己与宾佐僚吏的游览，发出一通感叹议论，从鹤的典故说到人生情趣，又从卫懿公好鹤亡国的故事，翻转到隐士全真远祸生活的可羡，最后以山人一首高逸旷达的歌子收尾，给人以飘然远去之感。全文不过数百字，却摇曳多姿，文笔似闲散，意脉却流畅而完整。著名的《前赤壁赋》也是如此，在自夜及晨的时间流动中，贯穿了游览过程与情绪的变化，把写景、对答、引诗、议论水乳交融地汇为一体，完全摆脱了过去赋体散文呆滞的形式与结构。在苏轼这一类文章中，表现“意”即作者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所以文章结构雷同的情况很少，总是随“意”变化。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如《石钟山记》中的一节：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到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夜深人静，月照壁暗，山石矗立，栖鸟怪鸣，几笔之间，便是一个阴森逼人的境界。又如《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前面说到苏轼因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透过无限的宇宙时空框架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这种理性认识其实是很多人都有的；而苏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找到最佳的语言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感受。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晚年的一些作品，尤其言简意深，内涵丰厚。如《在儋耳书》写自己初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的心境：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
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这篇似庄似谐的短文，在表面的诙谐中有深沉的悲哀，在深沉的悲哀中又有开朗的情怀，使人读后感慨万千。又如《记承天寺夜游》，先以小序交待自己月夜不寐，至承天寺访张怀民，恰张亦未眠，便一同漫步，正文仅三十来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
一幅鲜明澄澈的月夜图景，一种空渺寂寥的感受，情与景与理化成一片，意味深长。这一类文章对后世小品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三、苏轼的诗歌
苏轼是一位既能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在多方面开拓新路的诗人。他的诗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体和律、绝；风格也富于变化。宋诗偏向知性所带来的一些显著特点，如散文化、好谈论或包蕴道理，好显示才学等，在苏轼诗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并且也造成某些缺陷，但他毕竟才华横溢，人生感受极其丰富，能够更多地发挥其有利的一面，因而在保持宋诗特色的同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同大多数曾步入宦途的宋代诗人一样，苏轼诗中也有若干篇反映民生疾苦和揭露官吏横暴的作品。其中有些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如《吴中田妇叹》和《山村五绝》等，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流弊而作，前一首中写道：
霜风来时雨如泻，把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后面接着写到由于新法造成“官今要钱不要米”，农家只得将粮食贱卖、甚至卖牛拆屋的惨景。还有一些则属于传统的内容，如《鱼蛮子》反映赋税的网罗无所不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因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农业欠收而自责“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等等。应该说，这两类诗都反映了苏轼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僚的社会责任感，只不过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缺乏显著的特色。倒是另外有些描写民间劳动与生活场景的诗，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如《石炭》写徐州人采煤的热烈场面，《秧马歌》赞颂一种新式水田农具的好处，《游博罗香积寺》设想寺旁的山溪可以用来推动水磨，这些题材都很新颖。在此之前，除李白曾在诗篇中描写过夜间冶炼的场景外，很少有诗人留意于这一类被视为鄙俗、平凡的生活内容，苏轼能够从这里感受到新的情趣与意味，这既与他关心民间疾苦有关，也与佛禅所谓“平常心是道”的观念有关。
虽说这些诗写得有些枯燥，但从诗歌题材的扩充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在苏轼的诗歌中，最大量也最为人们喜好的是那些通过描绘日常生活经历和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生情怀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庄禅超时空的观照框架理解俗世人生，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因而把古诗中常见的一些题材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上，诗的内涵显得深厚，同时也表现出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如下面二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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