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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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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油郎独占花魁》在描述感情如何成为美好婚姻之基础的同时,还突出了妇女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花魁娘子莘瑶琴作为一个名妓,周旋于公子王孙之间,在奢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却是人格的屈辱;而在卖油小商人秦重那里,她才得到近于痴情的爱和无微不至的体贴。这使得她终于摆脱了对秦重的身份地位的偏见,而宁愿跟随他去过一种相濡以沫的朴实生活。在据《负情侬传》改写成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则用相反的结果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在文言小说《珠衫》中,对“失节”的妇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宽容,而据此改编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这一点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强化处理。另外像《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守寡十年,其志甚坚,最终却经受不住仆人的引诱。作者议论说:“孤孀不是好守的”,“到不如明明改嫁个丈夫”。在他看来,虽然邵氏有过失,但原因首先是守节本身不合理。
“三言”的素材来源广泛,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像《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赞美了一个兀傲放达的文士,读来也令人喜爱。但作为一部小说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大量描写了普通市井人物的凡俗生活。同样由于素材来源广泛,加之作者自身观念构成的多面性,“三言”的思想内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肯定人们按照自身意欲追求生活幸福的权利。
这两种特点的艺术化表现,则有赖于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传统的相互结合。
在冯梦龙这样优秀的文学家参与之前,话本小说的艺术形态可以认定是颇为粗糙的,但它不仅富于世俗生活气息,也提供了一种新鲜活泼、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形式。文言小说方面,虽然在冯梦龙以前已经出现诸如《负情侬传》、《珠衫》这样颇为精致而人生观念也具有新异色彩的作品,但它的语言形式却有致命的弱点。文言是一种与生活中的口语相脱离的书面语,简练是其基本要求,它向生活语言的靠拢是有限度的。优秀的小说所要求的活生生的、直呈的生活场景,在文言形式中不可能得到实现。这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必然造成限制。
由此来看“三言”,便能发现它在小说艺术上的重要进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许宣向老陈借伞:
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道:“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
老陈的谨慎和罗嗦,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对话在文言小说中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再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即《珠衫》中的楚人妇)为例,在原作中已经大致勾勒出她的性格特征,但到了话本中,她的善良软弱、易受诱惑、既贪恋新欢又顾恋旧爱的个性才得到充分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展现,从而成为中国小说中未曾有过的艺术形象。另外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若不是以白话小说“不厌其烦”的笔法去描写,他的老实厚道的性格也无法刻画得如此成功。
文言小说中看不到用细致的笔触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既是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也与文言讲究简洁有关。而“三言”在这方面也有很明显的发展。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的情形,增加了原作所没有的一段,描写他又恼又恨又悔的心情活动过程,长达五、六百字。在以前的小说(包括白话长篇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如此细致的心理描写。它的出现,既是以对人性的正视和宽容为前提的,也是小说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小节:
(兴哥)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
………………………………………………
第三节 凌濛初和“二拍”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十八岁补廪膳生,和冯梦龙一样科场不利,不得已而转向著述,五十五岁方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除“二拍”外,还有戏曲《虬髯翁》、《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多种。
《拍案惊奇》(又称《初刻拍案惊奇》)撰成于天启七年,四十卷四十篇;《二刻拍案惊奇》是因前书印行后受到普遍欢迎,应书商之请续作,完成于崇祯五年。依书前凌氏《小引》,应为“四十则”即小说四十篇,与前书同。但今存最完整的明尚友堂刊本,亦仅有三十九卷,书末附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又第二十三卷与初刻第二十三卷相重,实有小说三十八篇。当是原书在流传中已有残缺,由书商凑补成四十卷的面目。
“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它对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冲击与反抗、所表现的市民社会意识,要比“三言”更为强烈。如《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一篇,写朱熹因挟私嫌于唐仲友,便肆意迫害妓女严蕊,要她供出与唐“有染”,以为“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的罪名了”。此故事原出周密《齐东野语》,据研究者考证,与事实有异。但小说把朱熹这位大儒描绘成十足的小人形象,实是代表了晚明文人对作为官方学说的程朱理学的极大厌恶。它所攻击的直接对象,首先是当代的假道学。
“二拍”中写缙绅名流厚颜无耻、凶暴残忍、忘恩负义之类行径的故事特多,也是基于相同的出发点。所谓“官与贼人不争多”(《二刻》卷二十)、“何必儒林胜绿林”(《初刻》卷八)。这样的评语,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统治力量的认识。
在反映商人的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方面,“二拍”也更为集中和具体。如《乌将军一饭必酬》的“头回”,写王生与婶母杨氏相依为命,王生经商屡遭风险,杨氏一再出资相助,鼓励他不可泄气。这个以经商为“正经”、颇为贪财的杨氏,与过去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商家妇女形象有根本的不同;而作者称赞她是“大贤之人”,也明显是市民观念上的评价。另外,《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均以欢快的文笔描述商人的奇遇,突出了商业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和把握机会的重要,撇开其神奇的成分,实际是赞赏敢于冒险求财富的人生选择。
与“三言”一样,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但两者的偏向有所不同。“三言”中一些优秀的爱情故事,每每把“情”视为理想的人伦关系的基础;而在“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地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爱上闻人生,便假扮和尚出走,在夜航船上主动招惹闻人生,最后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私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
“二拍”在描写爱情与婚姻故事时,和“三言”一样,常常对妇女的权利作出肯定。《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作者明白地指出,男子续弦再娶、宿娼养妓,世人不以为意,而女子再嫁,或稍有外情,便万口訾议,这是不公平的。两性关系上的平等意识,表现得相当明确。《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一篇,写巫娘子遭人奸污,之后设计报仇,丈夫见她“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里对妇女的“坚贞”的看法,也明显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相背,而更具人道色彩和接近现代意识。
晚明文学在肯定情与欲时,每每伴以直露的性行为描写,这种缺陷在“二拍”中也比较突出。如《任君用恣乐深闺》一篇,指斥富贵之家广蓄姬妾是对女性的不公平,认为“男女大欲,彼此一般”,其见识是可取的,但故事情节的描绘,则显得过于庸俗。另外,如谈神鬼迷信、轮回报应,有时宣扬陈腐的忠孝节义观念,也是“二拍”中明显的糟粕,这表明作者的思想观念往往存在矛盾之处。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得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前面所说“三言”的一些艺术特点,如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也是“二拍”所具有的。只是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全篇精雕细琢的作品,在“二拍”中难觅可以媲美之例。但“二拍”也有格外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拍案惊奇序》说:“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
又批评当世小说“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写一种“无奇之奇”。“三言”中的小说,情节上运用巧合较多,而在描写具体人物性格、生活场景时,则多有平凡真实的成分,这已经是向“无奇”转化。“二拍”中作品,虽未必能达到作者自己提出的标准,但其中写得好的,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它就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后世《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获得更大成功的。
“三言”、“二拍”卷帙浩繁,旧时一般人不易购置,明末抱瓮老人(真名不详)从两书中选出佳作四十篇,编成《今古奇观》。“三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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