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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橇�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
　　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来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再次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会谈后不几天，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待：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以便“恢复名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也无异于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宣布了彭德怀的无罪，“对你的事，现在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也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许出于他的初衷，但之后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西南三线去保护，然而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魔鬼的手爪还是伸到了他自以为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
　　1966年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攻击彭德怀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这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先是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到：“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盅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伟人毕竟是伟人，他的一念之差，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伟人毕竟不是神人，即使他有意为之，也未必能收到神奇的效果。
　　2。5　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
　　“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很快便产生了。
　　不久，一个所谓“揪彭兵团”由北京串联到成都，对彭德怀的行踪进行侦察。
　　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濛濛，异常湿冷。彭德怀因患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曰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仍极浓地笼罩着大地，寒冷的冬风刺人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入。他非常生气却又不失礼貌地问：“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
　　红卫兵才不管他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
　　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
　　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
　　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作了如下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押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
　　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信，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信是“寄出去”了，然而，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处境。
　　2。6　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了。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对手们也恼怒了，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待有关问题。
　　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
　　“百团大战”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22个主力兵团，再加上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自动参加，共有104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月零五天，共击毙日伪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破坏铁路900余里，公路3000余里，拨掉敌据点2990余个。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但“百团大战”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过多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伤亡过多。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战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主席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但也是肯定成绩为主，同时指出了客观上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允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