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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吴人恰好有夜间侵袭对方兵营宿地的伎俩，但是，你募集的这些士卒到这里来，走不了五十里，天色已经大亮了。你所募集的这些士卒的头颅，又怎么能不被我砍下呢？
　　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邪！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罗门，当使鬼缚以来耳。“
　　“你父亲时代的旧臣属虽然年纪已老，都还是很有智谋的，我知道他们已经被你斩尽杀绝了，这难道不是天助我吗？战胜你也不需要动用我的兵刃器具，这里有很会念咒的婆罗门，自然会有鬼神前去把你绑送到我这里来。”
　　＇4＇侍中、左卫将军江湛迁吏部尚书。湛性公廉，与仆射徐湛之并为主上所宠信，时称江、徐。
　　＇4＇刘宋侍中、左卫将军江湛升任吏部尚书。江湛秉性公正廉洁，他和仆射徐湛之同时受文帝所宠信，当时并称江徐。
　　＇5＇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徵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5＇北魏司徒崔浩，自恃才能谋略很高并被北魏国主所宠爱信任，独揽朝中大权。他曾经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士人几十人直接做郡守。太子拓跋晃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但是，崔浩坚持力争，派这些人就任。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浩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洛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崐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北魏国主任命崔浩兼管秘书事务，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对他们说：“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乖巧、奸佞，很受崔浩宠信，崔浩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书经》，闵湛、郗标就上疏建议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我们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作注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我们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而闵湛、郗标反过来又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作者崔浩的秉笔直书。高允听说这件事后又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就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的神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这一工程共使用劳力三百万。崔浩写北魏祖先们的事迹，每件事都非常详细真实，他把这些陈列在交通要道上，来来往往过路的人看见后都用这些做为谈论的材料，北方鲜卑人对此没有不非常愤怒的，他们纷纷向北魏国主说崔浩的坏话，认为这是大肆张扬祖先的过错和污点。北魏国主大怒，派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崔浩和其他秘书郎吏的罪。
　　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庞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庞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若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诱人就死地！”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帝使允授太子经。
　　当初，辽东公翟黑子被北魏国主所庞信，奉命出使并州，在并州接受一千匹绢布的贿赂，事发后，翟黑子向高允讨计说：“主上审问我时，我是应该把实情说出来呢，还是应该把它藏起来不承认呢？”高允说：“你是朝廷宠臣，犯了罪就应该讲实话，这样或许还会被皇上赦免，不能再次欺骗皇上。”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则说：“如果你讲实话自首，很难预测皇上该怎么处理你，不如隐瞒不说。”翟黑子埋怨高允说：“你为什么要引诱我去置身于死地呢？”翟黑子入宫拜见北魏国主，没有把实情讲出来，北魏国主大怒，斩了翟黑子。后来，北魏国主又派高允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问，皆云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等到崔浩被捕入狱，太子拓跋晃召高允到东宫，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拓跋晃与高允一同进宫朝见，二人来到宫门时，拓跋晃对高允说：“我们进去拜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该做些什么。一旦皇上有什么问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高允问他说：“出了什么事吗？”太子拓跋晃说：“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太子拜见北魏国主说：“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我请求您赦免他的死罪。”北魏国主召见高允，问高允说：“《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但是崔浩兼事很多，他只不过是总揽了一下《国书》的大纳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至于撰写工作，我做得要比崔浩多得多。”北魏国主大怒说：“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怎么能让他不死呢？”太子拓跋晃很害怕，说：“陛下盛怒之下威严凝重，高允这么一个小臣被您的威严吓得惊慌失崐措、失去理智而语无伧次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这件事，他说全是崔浩一人干的。”北魏国主质问高允说：“真的像太子所说的那样吗？”高允回答说：“以我的罪过是应该灭族的，不敢用虚假的话欺骗您。太子是因为我很久以来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而可怜我的遭遇，想要放我一条生路。实际上，他确实没有问过我，我也确实没有对他说这些话，我不敢胡言乱语欺骗您。”北魏国主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呵！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也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作为榜样而褒扬他的品质。”于是，赦免了高允。
　　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
　　此时，北魏国主又召见崔浩前来，亲自审问他。崔浩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而高允当时却是件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北魏国主于是命令高允写诏书：诛斩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高允犹豫不敢下笔，北魏国主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北魏国主一次，然后再写诏书。北魏国主命人将他带到自己跟前，高允说：“崔浩被捕入狱，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原因，我不敢多说。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冒犯了皇族，他的罪过还达不到被处死的程度。”北魏国主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太子拓跋晃为他求情，北魏国主的怒气才稍稍平息，说：“没有这个人，就该会有几千人被处死。”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絷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六月，己亥（初十），北魏国主下诏，诛斩清河崔氏老幼和与崔浩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不管血缘关系的疏密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都只诛斩罪犯一人。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士兵几十人在崔浩的头上撒尿，崔浩悲惨地嗷嗷呼叫，在路上行走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宗钦在临近斩首时感叹说：“高允近乎于圣人呀！”
　　他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过了几天，太子拓跋晃责怪高允说：“人也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好的开端，可是你却始终不照我说的去做，使皇上气愤到那种程度。现在每次回想起来都令人心有余悸。”高允说：“史官，是要记载人主的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