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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以上资产之户数则极稀少。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一般因为科学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明朝之后又继之以清朝，这种组织及其功能在中国近代史里发挥而为一种稳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
　　明代历史的特性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明朝的税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碍力量。简单说来，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组织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可是事实上，这时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货币工具，即令维持现状，仍属牵强。虽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纸币还是因为印刷过多，逐渐被人拒绝使用。这弊病还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滥发纸币，即忽略了制造银钱，这五铢钱是中国传统上民间交易下至乡村的媒介，及至白银大量输入于中国，民间即用碎银作为交换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仅无法禁止私人交易之用银，连它自己的财政单位也逐渐地以银为本位，于是政府对货币整个的失控，既不知道使用货币的数量，更谈不上接济操纵其流通了。
　　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力量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权也愈来愈过火了。在许多情形之下，这政治威权带着负性格，而甚至影响到皇帝之使用特权。皇帝可以处罚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极难提拔一个亲信或者令之任要职，他可以在现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没有权力推行新法影响到全国。如果在皇帝的龙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种仪礼上之做作，即是追认某项既成事实。
　　这可不是说明朝的历史读来只是干燥无味，相反的，这相持不下的局面内产生无数的纵横曲折，包括了各种阴谋巧计。只是读者如不具备若干基本知识，则可能在这各种花样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为离奇古怪的矫情造作，何者为真精神好汉性格。读者不要忘记当本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国兴起时，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种武器，为宣传专家抛掷来去。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明朝自宣宗以后，很少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则被赋予浓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强迫性地执行开明专制。当时的士绅宫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明朝有16个皇帝。第一个皇帝葬在南京，第二个皇帝的遗骸迄未发现，下面要提到的第七个皇帝朱祁钰，则单独埋在北京西郊，另外13个皇帝全葬在今日国都北方约25英里处，这13个陵寝大致以马蹄的形状环绕着一座储水池。今日很少旅游者去过北京市错过了明陵，原因之一，第13个皇帝朱翊钧（中外人士都称之为万历皇帝）的陵寝于1958年被发掘，兹后几百万人曾往他的地下停柩室参观。
　　我们参阅历史纪录反而可以看出这些皇帝有一种奇特之处：自朱瞻基之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在重要关头定决策而影响到全帝国，只有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可算例外，可是为时已晚。所谓奇特之处乃是他们在和战的关头，君主与臣僚通常意见一致，很少有争辩的地方，反而他们的私生活倒成为公众的问题，百官争吵不清，通常牵扯着皇帝御前的行止和他家庭中的纠纷，好像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体不发生于他们祖庙之内，即发生于宫闱之中。
　　皇帝的更替
　　第6个皇帝朱祁镇不到8岁登极。自小他就受着宦官的影响。公元1449年他年近22岁，有一个宦官劝他巡视北方边境，在行程之中他遭蒙古人瓦刺（Oirat）部落的酋领也先（Esen）奇袭被掳北去，群臣与皇太后商议之后决定立朱祁镇之异母弟朱祁钰为帝，以免也先挟制当今皇帝而在谈判时逞上风。这计策成功，次年也先恭送朱祁镇返京，自后他称太上皇，居住在宫廷之内的偏僻之处，在中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传统，其被监视有如囚禁。公元1457年，在这样的安排六年半之后，朱祁钰因病不能临朝，太上皇的手下人趁机兵变而使朱祁镇复辟。他们始终不承认朱祁钰有登九五之尊的资格，也不算作名正言顺的皇帝，所以他身后遗骸也不能占用北郊千秋享配的地区。历史家自此承认公元1449年可算明代的一段分水岭，象征着这朝代的军事力量由盛而衰，可是这与朱祁镇的关系不深。此外他两次御宇的期间并无其他大事值得渲染，即算1457年的兵变也仍不过是弟兄间的私事。
　　第9个皇帝朱祐樘的母亲是广西土酋的女儿。因为当地土人叛变，她被明军俘虏，带至京师分派在宫廷内管理储藏杂事。她和第8个皇帝的邂逅生子先保持着为宫用间的一段秘密，迄至他5岁，其出身尚在隐匿之中。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他被立为太子，公元1487年，朱祐樘17岁得登大宝。传统的历史家一致恭维他为好皇帝，既明智而又体贴人情，可是他们翻阅全部纪录之后，看不出此人有何值得夸异之处，看来也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风云际会一朝得为天子，被安排成为一个业已整体化之文官集团名义上的首长，在位18年。当时唯一的事变为1494年黄河改道，这灾难有兵部尚书刘大夏适时对付，此人即是当初焚毁郑和的航海纪录，以免以后再耗费国家财力和人力的模范官僚。
　　在个性方面讲，第10个皇帝朱厚照，是明代君主之中最具风味的人物（虽说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也因为命运的安排，他在公元1505年承继皇位之前很少受到传统父母的管束，其时尚未满14岁。不久之后他即迁出内宫，而在皇城之内他自已营造的“豹房”内居住，与他交往的多是宦官和喇嘛僧，有时也与声名狼藉的女性厮姘，更有异方术士加人他随从之行列。他的寻乐与冒险，了无止境，有一次朱厚煦亲身出面驯虎，险遭叵测。
　　他不举行早朝，而在傍晚和群臣聚会，当朝臣中文学之士和他的教师对其一再现劝时，朱厚照即给各人升迁并派遣他们至远方的职位。公元1517年蒙古领袖小王子怕颜猛可（BatuMengku）自长城之北侵犯明方的边镇，年轻的皇帝接受了这挑战。他将防军拨归自己指挥，亲往前线规划，两军接触之后蒙军被击退，可是所有的文官都没有参加这次征役，他们强调明军的损伤超过杀伤对方的人数。
　　1518年皇帝又出边搜索敌军，这次经过沙漠边际，始终没有和蒙古人相遇。当群里诤谏，天子以九五之尊不应冒如是之险时，朱厚照即下令任命自己为明军之将领，接着他又封自己为公爵，以后他更以命令发表自己为太师，自此他自己的官阶都超过所有文武官员之上。1519年消息传来，皇帝又将以公爵、太师，和大将军的资格往江南游历时，146个文官赴阙啼泣，哀求收回成命。请愿者的心目中以为皇帝的举止乖谬，朱厚照大为震怒，他指令凡抗命不离宫门的官员每人受廷杖30下，其中11人或当场打死或以后伤重而死。
　　皇帝将他的南行日期延后到秋天，他逗留于南方迄至1520年年终。在一次钓鱼的行程之中，朱厚照所亲写的小舟倾覆，虽说被救不死，据说他从此不愈，一直没有完全复元。次年他身故于豹房，未有子嗣。廷臣与皇太后秘密商议，决定召皇帝之从弟朱厚熜自南方入京，他因此成为明朝的第11个皇帝。
　　当日廷臣的想法是，这年轻的皇子不仅继承皇位，他更应当视自己熜祧承为伯父之子，因之皇室之遗传才能一脉不断地出自正裔，在祭祀时，也不生枝节，可是朱厚熜拒绝这样的作法，他登极之后，表明他仍旧以亲身父母为父母，并且给他业巳身故的父亲皇帝的名位，他的母亲也取得皇太后的地位。廷臣因皇帝　的举动而意见分歧，这一纠纷也经年不得解决。公元1524年又有一大堆的官僚赴阙啼泣，皇帝震怒之下将其中134人囚禁，其中16人死于廷杖。而且很不幸地，朱厚熜亦即嘉靖皇帝，御宇期间长达45年之久。
　　第13十皇帝的行止更令人扼腕。朱翊钧又称万历皇帝，刻下他的陵寝供众观鉴。他在位48年，在历史上颇得荒怠和浪费的声名。传统的历史家认为他最大的过失，乃是让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碍公众事务。他的长子常洛出生之后不久，他热恋着他第三子常洵的母亲。当他企图传位于洵而置常洛于不顾时，整个朝廷为之震动。群臣要求他立长子为太子，他一再将建议延搁。各方指斥他度长立幼，违背了传统的习惯。他又一再否认，可是痕迹俱在，虽否认也不能令人置信。在常治四岁时、7岁时、10多岁时，至近20岁时，廷臣不断地催促，皇帝仍是接二连三地推诿。直到公元1601年，实在无可再推。朱翊钧逼于众议，才意态泱泱地立朱常洛为太子。可是这还不算，宫闱之间传出，有人企图谋杀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应当据实查究，或者应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总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场，掀动了他们本来原有的各种明争暗斗。公元1620年朱翊钧逝世。常洛以38岁的成年人即位，是为明朝的第14个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刚一个月之后他即随父亲而驾崩。群臣听说其死因在于用药不当，又要追究责任，将这疑案和以前的争论纠缠在一起，如是者24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
　　当我们企图将中国历史之纲要向初学者及西方人士介绍时，不论是口讲或笔写，以上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都使我们感到为难。一方面我们固然不应当规避这些情节，本来各项轶闻与秘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提到英国的宗教改革时也不能抛开亨利第八因为热恋着安妮（Anne　Boleyn），想离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冲突，在说及俄国女皇凯瑟琳的开明专制时，也免不了要提到谋杀彼得三世才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