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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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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航行于内河。这数国持有护照之公民得自由来往内地。在中英条约上，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中国向英法赔偿军费。
以上条约，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换缮本之后生效。次年，外国军舰准备执行交换，抵达塘沽海岸时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设有障碍。只有美国公使接受中国官员之指示由陆路入京，交换缮本，虽说中国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态度。俄国使节原由陆路来华，也交换如仪。英法公使率领船舰18只，决心扫除河中障碍，与炮台上新炮位互相开火冲突。中国方面之部队由蒙古将领僧格林沁指挥，英舰4沉6伤，死伤四百余人，可是到头中国仍须赔偿损失。
1860年英军18000人与法军7000人，又在华南雇得中国苦力2500人担任后勤，由陆路侧背攻击大沽后占领天津。途中和议耽搁了联军的进展，但是在10月他们已进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死在行宫。圆明园为皇帝相继离宫，去今日之北京大学不远，首先被联军掠夺，次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毁。1860年之中英中法条约由咸丰之弟恭亲王奕沂出面签字，承认1858年之条约有效，将九龙割让与英，并承认法国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的权利。
在连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获者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领使自称有劝说英法军离京之功，要求并获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包括中日之海参崴（Vladivostok）及伯力（Khabarovsk），虽说在中国内忧外患无力支顾期间俄人已进入该处空旷地区勘界筑屋，并威胁中国地方官接受其主权。此间所辖土地逾30万英里，1860年之中俄条约只算承认既成事实，又扩大范围。
太平天国
在此段外患过程中，满清尚要在另一方面迎战，以图延续其生命。自1850年始，华中与华南卷入几个大规模内乱之中，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街头接到一纸基督教传教士所发的传单，又科举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单，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从此驱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都为姐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己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翼王，以羽佐天朝。额前不薙发，脑后不蓄辫使他们看来与人不同。这些信徒有热忱，又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青年。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桂林及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攻，继续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即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军夺下不少武器与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50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
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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