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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先生，中国人宣布就地停火了！”
　　“停火！”夏斯特大吃一惊，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该怎么办？”
　　夏斯特思忖了片刻说道：“回去，我们先回去。”
　　车队又向新德里市区驶去。
　　“去总理私邸。”夏斯特对司机说。
　　汽车停在尼赫鲁私邸外面的街上。夏斯特匆匆走进了客厅。
　　尼赫鲁一边整理上衣，一边走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尼赫鲁问。
　　“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夏斯特将报纸递给尼赫鲁。
　　尼赫鲁接过报纸，一连看了几遍，看来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停火的消息。
　　“他们为什么不打了！”尼赫鲁自言自语道。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被中国军队包围的印军，大部分不知道停火的消息。包括帕塔尼亚少将对此也一无所知。
　　11月22日晨，整个战区一片宁静，瓦利少校带着几名印军士兵，拖着饥肠辘辘奄奄一息的身子，在邦迪拉以北的密林中寻找可食之物时，碰上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一名中国军官向他们走来。
　　瓦利少校有气无力地拔出手枪，他的手哆嗦了一下，手枪掉到雪地上。
　　“你连开枪的力气也没有了。”中国军官捡起瓦利掉在地上的手枪交给他。用流利的英语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全线停火。”
　　“这真……真是个好消息，有……有吃的吗？”
　　中国军官将一袋炒面，扔给瓦利少校。
　　中国巡逻队走了。
　　瓦利少校双手捧着炒面，凝噎无语。
　　帕塔尼亚少将在原始森林中已经躲藏了5天5夜了。
　　天亮时分，他从树洞中爬了出来，扶着树杆吃力地站起来，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已经消耗殆尽，他感到身子轻得如一张纸。
　　阳光将巨大的树影投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惨淡如雪，他看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一队印军溃兵正在寻找着什么，他们面带喜悦，好像遇到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军用直升机降在林中的空地上。从飞机上跳下来两个印度军官。
　　路透社提斯浦尔28日电：被中国人在色拉山口切断的印军司令帕塔尼亚少将昨晚被直升飞机安全载抵这里，同一架直升飞机还运来了3名受伤的印度人。
　　帕塔尼亚将军在山地的丛林里走了5天，没吃饭没喝水，他是在直升飞机紧张地搜寻以后才被找到的。据这里报道，被中国人切断的其他军官和士兵也开始从中国的防线后面奔向平原。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
　　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1963年5月26日，春城昆明阳光明媚。在昆明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
　　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的门口。在候机大厅内，中印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地交谈。
　　几辆大轿车驶到了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在轿车上下来的是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他身穿笔挺的藏灰色毛料西装，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向记者们摆手。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其中只有一名满脸胡须的印军老兵格外引人注目。
　　他就是第11旅的马盎营士兵车隆。
　　车隆被罗兹中校独自丢在原始森林中，靠树皮苦撑了3天3夜。一位头部负伤的中国军官上尉连长李荣汉，在水沟里发现了昏死的车隆。
　　李荣汉用负伤的身子，背着车隆，爬出了原始森林。在山角下李荣汉拦住了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是54军军长丁盛和副军长韦统泰。
　　“报告首长，这里有一名印军伤兵。”
　　丁盛将军走到路边，弯下腰间：“他还活着吗？”
　　“还有一口气。”李荣汉回答。
　　车隆吃力地睁开眼睛，映入他眼帘的是中国将军肩上的金星。他吓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韦统泰看了一下手表：“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后方医院，要全力抢救，告诉院长这是我的命令！”
　　车隆终干活了下来，而且今天将返回他的故乡。
　　《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小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车隆先生，听说是一名中国上尉和两名中国将军协力救了你的命，对此你有何感想？”
　　车隆显得非常激动：“我当时吓呆了，我不敢相信，神话。”
　　周围的记者都笑了。
　　“你在中国的感受如何？”
　　“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他们爱我，我也爱他门，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
　　达尔维准将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面对记者众多的问题，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想说，中国对待战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是非常尊重人权和人格的。我已经多次给我的妻子写信，告知她，我在中国很好。我早已肯定的告诉她，我将很快返回印度。”
　　有记者问：“难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会不会处决战俘？”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战前在陆军总部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战俘政策，没想到我又亲自尝试了一下，中国不会那样做。”法新社记者问：“您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
　　“我不想谈更多的，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但是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这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军士兵了解了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比现在更难指挥。”
　　印军战俘鱼贯登上飞机。车隆拥抱着中国医护人员，声泪俱下。站在一边的印度政府官员尴尬的转过脸去。记者们抓紧时机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他们知道这种真实场面，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
　　达尔维准将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就像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他最后一个撤出章多一样，仍然保持着他军人的风度和尊严。
　　他举目遥望了最后一眼中国苍翠如碧似锦如画的山河，心头竟浮起一丝惜别之情。
　　达尔维准将回国后，曾两次得到提拔。1965年指挥一个旅，参加过印巴战争。但他始终没有被提为少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在陆军中被公认为是一名杰出的将领。达尔维的重要军事著作《喜马拉雅的失策》对中印边境战争的独特看法，使其成为一部军事名著。
　　印度国防部于1965年发表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损失的数字：死亡：1383名失踪：1696名被俘：3968名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上兵了解中国战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至少有5000到7000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停火之后，印军东部军区司令森中将，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第4师师长帕塔尼亚少将，几乎同时向乔杜里参谋长提出了辞职。
　　乔杜里中将批准了森中将和帕塔尼亚少将的辞呈。他劝说考尔到旁遮普邦从事军训工作。
　　考尔一口回绝了。
　　尼赫鲁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他在给考尔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毕奇：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
　　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
　　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
　　你的新挚的贾·尼赫鲁尼赫鲁事后曾提议让考尔担任副部长一类的职务。即使这种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文官闲职，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后来金融资本家特贾博士聘用了考尔，考尔干了一段金融，这一行实在不是职业军人所为，考尔屡试不顺，只好悻悻辞职，从此考尔在军界、政界彻底消声匿迹了。
　　中印边界战争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和尼赫鲁比肩相齐。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结盟运动几乎瓦解了。他整日病魔缠身，沮丧不堪。公开化的批评和攻击与日惧增，有人公开叫他下台，人们感兴趣的是谁来当尼赫鲁的继承人。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1月26日到4月2日，在征得尼本人同意后，秘密为他的健康举行了宗教祈祷仪式。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的心脏病猝发，在家中去世。
　　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自1963年开始，又逐步向前推进，继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仍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淡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30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进行了多轮会谈，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中印边界问题仍无长足进展。
　　30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诚意。历史还将证明多久？
　　喜玛拉雅山上的积雪，年复一年，依然洁白。中印同为喜玛拉雅山脉的两大文明古国。当我们立足于世界屋脊，鸟瞰这个风云变幻的旋转球体，中国人民不希望看到来自任何一方的黑色烟尘玷染这座圣洁的冰峰。
　　中国5000年文明的历史长卷，镌刻着这个民族不容侵犯的意志和渴望和平的愿望。
　　喜玛拉雅山上雪，应该永远洁白。
　　［取材自孙晓、陈志斌《喜马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宋任远《建国后的四场自卫反击战》（《中外军事历史博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元月版）等］OCR：上海－蔡哲炯。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