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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党政事务中
　　关于她直接担任的政府职务，有些书上写道，那些都是象征性的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其实不然。她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初期称政务院，后称国务院）的行政官员，而且建国初期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这些都是事实。但她经常到北京来参加——有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还有更为经常的。具有实际权力的政协和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当有重大议案要讨论时，她就更为忙碌。例如1954年拟订宪法草案时，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许多小时看文件材料。①遗憾的是，因为有关档案尚未完全开放供研究之用，目前还很难了解她所提出的建议和见解。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4年3月26日。
　　她还要参加不定期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是在这一会议上，毛泽东在1957年初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1950至1965年这段时期里，每逢国庆日，她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完全是礼仪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领导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她还参与接待许多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礼仪场面，但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过去一世纪内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强烈对照（当时没有一个外国总统或首相、总理认为中国是值得前往访问的国家，甚至于内阁成员也难得来中国）。当她在新的条件下同一些过去就认识的外国领导人重逢时，热情格外地高涨。如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们成了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
　　有时，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国贵宾，这使她的家乡城市平添了几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并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推断。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无疑地，她认为以下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败任何复辟企图；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残余；抗美援朝。①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决中国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第二件大事是为了镇压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大小小的压迫者，他们仍在妄想恢复过去的统治，并且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外国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帮助一个邻国之外还为了排除中国受到外国侵略的威胁，这些外国侵略者不仅入侵了这个邻国，还保证要维护台湾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并威胁要从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宋庆龄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经战斗的老战士、一位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学习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乐中度过，而是在“严酷和伟大的战斗”中度过的；她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胜利。
　　①《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为〈人民中国〉国庆纪念号作》（1951年10月1日），《宋庆龄选集》，第282—291页。
　　第四件她认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间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本书作者是1951年3月应宋庆龄之邀自美国返回中国、重新在她领导下工作的，担任她刚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以后将专门叙述）的执行编辑。她在1952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刊物对于这一重大主题（指三反五反运动）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2年6月20日。
　　更为带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确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从民族民主阶段转上社会主义阶段——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赞同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①
　　①据李云说，宋庆龄在给她的信中曾流露出这种怀疑，但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书作者于1985年7月15日访问了这位曾在30年代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
　　1957—1958年的“大跃进”（它预示以群众为动力的高速度工业发展）和“人民公社运动”（它预示更快地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她无法理解对彭德怀元帅的处理①。彭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而且最近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取得胜利。但现在他不但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还在政治上挨整。他唯一的“罪状”就是要求党的领导（通过严格的党组织渠道）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消极面，造成许多人筋疲力尽、更加贫困。②
　　①同注10（李云的谈话）。
　　②参阅《彭德怀自述》，第281—287页。
　　概括说来，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的信念有任何动摇，这一信念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19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她越来越多地强调这些观点、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来谈一下在这些年里她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针政策交给政府讨论和公布之前，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通常是周恩来总理）总会先去向她通报决策的内容和根据，并征询她的意见。这一作法是出于对一位始终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战斗的伙伴的尊重，尽管她不是共产党员。
　　1956年9月，她接到特别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并在大会上致词——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会上发言的非共产党人士，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只是联名向大会致送了书面祝词。
　　她首先祝贺党“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接着，她说：
　　“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十天来，我在这里列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十五年间，很大一部分人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①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1956年9月26日），《宋庆龄选集》，第364—366页。
　　宋庆龄本人在1957年4月——当时中国革命已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曾向当时在党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二的刘少奇表示了入党的愿望（据刘的遗孀王光美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在党中央讨论了她的这一要求之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去看她，转达中央的意见。他们告诉她，“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①据说，周恩来讲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②
　　①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
　　②所引周恩来的话曾广为流传，但本书作者尚未找到书面材料。
　　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党对她的尊重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她被邀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1月间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代表团成员中有邓小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
　　在莫斯科劳动人民的一次纪念大会上，她在讲话中回忆1927年对莫斯科的访问：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遗嘱和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而在今天，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①
　　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72页。
　　在这次聚会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会见了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产党女领袖、笔名“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在回京后给本书作者的热情洋溢的信①中，她着重谈了两点。一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和特点。在各国党代表团中，只有中国党代表团有非党人士参加（除宋庆龄外还有诗人、学者郭沫若和小说家茅盾）。这一点说明“中国人民在当前时期的高度声望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二是她对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热切期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个党的联合声明读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它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