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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我确信有人会利用它来报复这些热情奔放、理想远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声音被爱娃组织来的听众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索怀恩提醒鲍林说，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蔑视国会的指控。有一位参议员还针锋相对地问他是否知道维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学教授，曾因拒绝回答类似的一个问题，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时正在狱中。鲍林知道这位参议员想要对他说些什么，然而，他不予理会，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断然拒绝了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肯供出帮助他散发请愿书的人。
　　托德告诉鲍林，他必须在8月9日以前交出这份名单，随后，听证会就结束了。
　　鲍林在听证室中，自始至终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但在听证会结束走到大厅过道上时，他当着记者的面大发雷霆。他的请愿行动“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启发”，他对记者说，“是我启发了他们”。他攻击托德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说他们企图扼杀言论自由和向政府请愿的自由。“你们是否认为有人对我指手画脚——威胁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机会，我就会义无反顾。”
　　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鲍林的讲话，同时还配发了数量惊人的一大批社论，对鲍林表示支持。到1960年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隶属于国会的一些调查委员会多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肆意践踏证人的权利，将调查变成了一幕幕公开上演的闹剧。这些委员会的顾问可以毫无顾忌地凭一纸传票，传讯他们想要调查的人，诋毁被调查人的名誉，将他们投入公共的论争，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种种声明。被传讯听证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个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麦卡锡滥用权力，曾经引起公众反感；现在，鲍林敢于违抗托德的行动，促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须约束和规范这些调查委员会的行为。几乎每一家全国性大报都在社论专版上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作了愤怒的谴责。《檀香山广告报》称：“既然美国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调查就实属多余了。”托德的故乡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时报》说：“鲍林博士是听凭良心办事的，参议院干涉就毫无道理了。”得克萨斯《奥斯丁美国人报》说：“当我读到鲍林博士不愿向这个专横拔扈的委员会低头时，我的血液沸腾了，我为他感到莫大的骄傲。”《华盛顿邮报》称：“敢于向权势挑战，正义才能伸张，鲍林教授就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甚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时代》周刊对鲍林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对托德把这样“一种怪人”招示公众的决策感到不解，说什么“天真地向左派献媚使此人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大多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才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彻底失败，托德开始泡制一系列长篇文章，反驳攻击他的报纸，历数鲍林与共产党有暧昧关系的种种活动，要人们相信他要求知道有关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着文、论争和干劲方面，根本就不是鲍林的对手。6月21日夜里，就在他参加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几个小时，鲍林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平人士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号召听众写一封公开信给托德，“就说你们都不希望我因为蔑视他而进监狱，”此时，他的讲话激起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的电视观众陈述了他受到政治骚扰的详细经过。他又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专门介绍自己的案子。声援从四面人方涌来，许多素昧平生的人纷纷寄来捐款，帮助他偿付法律诉讼的费用。
　　威林经过努力，将听证会推迟到10月，以至鲍林和爱娃可以继续到各地发表演说。小组委员会发出的威胁似乎使他们更加精神抖擞了。7月9日，他俩一起在洛杉矶领导了一次群众性“要求裁军的步行”活动，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参加——这是大多数洛杉矶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议游行。随后，他们又赴欧洲作短暂访问。两个人横穿欧洲大陆，多次向许多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他们又在日内瓦停留，先后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大使就禁试谈判问题举行私人会谈。托德的行动不但没有消除鲍林的影响，反而促使鲍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更为重要了。鲍林的日内瓦之行特别令人鼓舞。鲍林注意到，大使们一个个都向他保证，他们已接近于达成协议，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决心继续进行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
　　8月，鲍林回国。他与托德展开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他向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法官作出公开判决，认定他有权拒绝小组委员会的无理要求。这样做的法律根据是：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不但与调查无关，而且构成了无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时还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门与国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实在是一项高明的法律行动。但是，结果并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师争辩称，作出有利于鲍林的裁决，“将意味着任何立法程序的终结”，因为每一个参加听证的证人在接受调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诉。8月下半月，法官决定，鲍林的起诉不予受理，因为这是立法机关的事，司法部门不宜插手。鲍林和威林不服这一决定，又提出上诉。
　　与此同时，鲍林继续利用公关手段增大压力。每一次讲话他都要攻击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千上万封信件开始向托德和他的参议院同事们袭来。有些信件上有几十个人签名，甚至还有几百个人签名的信件。在鲍林请愿书的诞生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一百多名教职员工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宾夕法尼亚大学有17名教授也联名写了一封信。帕萨迪纳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还有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抗议，从德国、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国、印度，从诺贝尔奖得主、全国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传来了正义的呼声，齐声称赞鲍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严励谴责侵犯这位“身陷麦卡锡主义囹圄的美国伟人”的粗暴行径。
　　整个夏季和初秋，托德一直疲于奔命。一方面，他要应付外界的种种诘问，另一方面，又要检查关于6月份鲍林出庭听证的总结报告准备的情况。当鲍林读到那份报告的清样时，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了。托德打算将这份报告定名为“共产党的渗透与压力集团的利用”。鲍林将这份清样与听证会油印记录作了仔细的对照，发现他的证词中有些内容被删去了——他感到，这是经过编辑整理的材料，因为被删去的内容对他有利——再说，参议员们可以将他们自己所说的话重新整理，而鲍林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鲍林在读完这份报告以后，从中得到证据表明，托德是故意提出一些问题来误导公众的。举例来说，托德将鲍林声称送到联合国的请愿书签名数与实际签名数作了对照，此时鲍林已从联合国搞来一份完整正确的请愿书文本——证明他报告的数字是正确的——这一文本在举行听证会的那一天就已经放入档案。类似的情况还有，索怀恩曾经暗示，鲍林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俄国人曾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事实，但从小组委员会掌握的文件中已清楚说明，鲍林并没有这样做。
　　这一切，以及还有另外一些事——“你知道都是虚假的，”鲍林在给托德的一封用于更正的信件中写道，他曾被要求对自己的证词负责——现在，鲍林确信，托德和他的小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诚实的态度。于是，鲍林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指控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他进行政治骚扰，他还将其斥为“在美国和美国人民脸上抹黑的行为”。
　　“无论用哪种方式，我们迟早还将为这样的事忙碌一阵，但我们对最后结果并不感到特别担心，”爱娃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然而，莱纳斯的才华浪费在这种事上，实在可惜。”
　　夏天将过，托德受够了鲍林的气，决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论坛上开始反击了。看来，说鲍林蔑视国会，这个罪名很难成立——况且，还需要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但许多参议员已从下属选民那里收到过有利于鲍林的信件——不过，他也有别的办法让鲍林尝尝他的厉害，他要向全体国民揭发鲍林的真实用心。他手下的人开始将鲍林有共产党嫌疑的活动汇总成一份过硬的材料。
　　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为鲍林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关战斗达到了高潮。鲍林打算在报纸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广告，详细阐述托德对他骚扰的经过，要求所有美国人帮助消除国会几个委员会的“越权行为以及推翻宪法与人权法案的行为”。《纽约时报》以其中含有诽谤性文字为由，拒绝刊登这则广告，但《华盛顿邮报》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托德则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进行反击，辩称他的做法只不过是“基于名誉和理性要求对方合作而已”。鲍林要求听证会延期举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绝。争取公民自由紧急委员会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在上面签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员一个个审查这些签名的人，看看有没有人与共产党有牵连。《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将小组委员会这种追查鲍林的行动称为“常规的骚扰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则主动向他认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寄去了6月份听证会的书面记录。
　　10月10日夜里，鲍林在他下榻的华盛顿旅馆外面，收到了一张传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并要他携带所需的签名记录和转发的信件。
　　听证室被记者和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就有爱娃，她衣着整洁端庄，头戴一顶帽子。但是，小组委员会的座位却空在那里。托德是唯一的一个在10月11日听证会上露面的小组委员会成员，其他委员似乎个个都有要紧的事需要他们亲自去处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并没有使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心烦意乱。他在宣布开会以后，宣读了一篇长达12页的声明，辩称他进行这次调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读了6页之后，他问鲍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让声明的余下部分记录在案，他们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这份声明在正式发表以前，得让鲍林有机会阅读并作出必要的答复。接下来，托德立即转入实质性提问阶段。你有没有带来所需的签名原件？鲍林已经带在身边，一共有好几卷，且已用红色封面装订成册。
　　然后，听证会重要的一幕开始上演：你带来了请愿书散发者名单的书面材料吗？
　　鲍林还来不及开口回答，听证室后排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很难形容的男子，高声宣布自己就是协助散发请愿书的人之一，并称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鲍林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全场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此人名为赫伯特·杰赫尔，本地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转过来又向听众弯腰致礼，然后就坐了下去。鲍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