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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在化学和数学方面功底扎实的好学生成了鲍林理论的忠实信徒，而那些本科生，特别是缺乏这方面准备的非化学专业的学生，则觉得鲍林的课程艰深和费解。
　　对于那些对他不怎么恭敬的学生，鲍林有时是很不客气的。一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化学课的时候，他的“罗马式”姿势引起了学生们哄堂大笑。鲍林却丝毫不觉得有趣。一位1933届的学生回忆说，鲍林“冲着班里个子最大的一个学生——后来是校橄榄球队的后卫——发了火，把他赶出了教室。从那时起，我们班在上他的课时都非常严肃”。也许，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仍然太年轻，引不起别人足够的重视。在1934年夏天，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成熟一些，更像教师一些，鲍林留起了赭色的胡须，并时断时续地留了好些年。
　　鲍林的学术生涯青云直上，他和爱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她曾经能够帮助他进行工作，记些笔记，画些草图，并制作一些晶体模型。但是鲍林的工作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复杂，她渐渐地赶不上了。“起先我帮他做些索引，一开始还做些校对，”她回忆说，“但是他发现别人比我做得更好，也没我这么费劲。而且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兴趣，我开始把时间花在别的方面。”
　　“别的方面”主要是孩子和家庭。1932年末，鲍林一家搬到了紧靠加州理工学院的一所较大的屋子，有更多的家务要做，而且现在有三个孩子要照料：新生儿琳达，1岁的彼得和调皮的7岁的小莱纳斯。正如她一贯的态度，爱娃全身心地承担起自己的新职责。在1927年，她给自己写道：“如果一个女人坦诚直率，思路清晰的话，她很快就会认识到，不管她选取了哪一种终身事业，她都不可能比一个男人做得好，除非这一事业是在家中管孩子。”她在大学里受到的是扎根于科学的家政学教育，她在婚后很早就决定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家庭，培养理想的孩子。
　　鲍林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定式。爱娃每日照料孩子，整理房间，洗衣做饭；鲍林则整日埋头于科学。家里有一间小书房，他总是一早就进去开始工作。早餐后，他走过两个街区到学校，然后在办公室或是实验室干上一整天。他回家吃晚饭，接着回到学校出席晚间讨论会，或是钻进书房继续计算，一直到深夜。周末和大多数节假日也不例外。他经常外出开会或举行讲座，大多数时候独来独往。他出门多数时间喜欢坐火车，因为这可以让他一个人不受打扰地进行更多的研究。
　　爱娃觉得自己有义务让丈夫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包括洗衣做饭，不让孩子们去打扰他，精心安排起居，好让他有充裕的时间。这既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日常安排，更是一个聪明女人的明智抉择。爱娃后来说：“一个称职的科学家必须无时无刻地进行着思考。他通常不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打断。作为科学家的妻子确实需要老实本分一些。她们不应该抱有什么奢望。你瞧，她们不用上剧院；她们不用上馆子。……她们得有自己寻找乐趣的本领，并深入地想一想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她的话中有一些怨气，对成天见不到丈夫的不满，对两人平行疏远的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生活在鲍林的影子中的不满。爱娃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比鲍林差；她的自尊心也很强，她同样可望获得承认。她爱自己的孩子们；她的丈夫回忆说，她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厨师”，并且尽量享受着家庭中有限的天伦之乐。
　　但是她发现，单纯的家庭生活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她不想“老实本分”。爱娃闲不住，对许多大问题感兴趣；她广泛地进行阅读，并思考着国内外大事。30年代，她小时候受到的自由激进思想开始复苏，她重新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发生了兴趣。
　　他们刚刚结婚时，爱娃不同丈夫讨论政治，因为鲍林子承父志，相信共和党的政治主张。在他最初两次总统选举投票中，鲍林投了赫伯特·胡佛的票。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爱娃越来越信奉新政，并公开发表言论支持罗斯福和其政府帮助穷人的计划。
　　她已经不能有效地和鲍林谈论科学问题了，但是可以谈论政治。不久，她的言论引起了鲍林的重视。鲍林说：“我开始倾听她关于贫富差距、关于资本家和工人的言论。民主党离我心目中的正义的距离似乎比共和党要近一些。”在爱娃的敦促下，鲍林改变了对党派和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当他开始认真进行思考时，他开始用爱娃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破产。加利福尼亚到处是失业游民和政治抗议，鲍林开始倾听人们的抱怨。1934年，在爱娃的强烈影响下，鲍林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票，选阿普顿·辛克莱当加利福尼亚州长。从那以后，鲍林成了一个坚定支持罗斯福民主党的人。
　　创建天堂的实验室
　　鲍林新的政治观点与加州理工学院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多数科学家认为，政治是一个充满污秽、臆断和偏见的雷区，任何一个追求客观的科学家都应该退避三舍。然而，学院的结构本身就含有一些政治的因素，这一点在校长密立根身上尤为突出。他认为，新政是左翼的家长制，会破坏国家的自立，而大萧条不过是社会机器暂时的卡壳，主要的影响是，科学家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他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没有丝毫的怜悯。他说：“把失业叫做休假，你就马上会有不同的认识。”
　　加州理工学院塑造了鲍林的职业生涯，而密立根对学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密立根的父亲是衣阿华州基督教公理会的一名牧师，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科学家和能干的管理人员。他领导加州理工学院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亲手把它从一个充满生机的小学校变成了全国主要的一个学术中心。在外人看来，密立根就是加州理工学院——有人称之为“密立根的学校”。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在他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他代表了美国公众头脑中的科学家形象。他下巴方正，满头银发，看上去像一个“博学睿智和德高望重的银行家”。就像《时代周刊》在1927年一篇封面文章中所称的那样，他生来就具有商家特有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本领，又有中产阶级技术官僚的灵魂。密立根谈论科学的时候更像在传教，在广播电台，在“扶轮国际”分会的午餐会上，在大众杂志上，在花卉协会的聚会上，他都是这样。他是公开承认自己信奉上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科学家之一。他骄傲地指出，科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以说服别人出资捐钱为乐。他代表了新生的科学家出身的官僚，他们将在20世纪中叶在学术界和政界崭露头角。他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刺激并加速科学成果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应用。”
　　他的这一主张在南加利福尼亚的银行界、商业界、工业界和专业人员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海耳正是在这些富裕的捐款人的支持下首创了加州理工学院，而密立根不仅确保了这种资助能够延续不断，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倍。他是筹措资金的大师，他能够投听众所好，利用他们的自尊、贪婪、虚荣，甚至是种族偏见。他说，南加利福尼亚是上帝、物理的聚会之地，天命所是，希望之乡，在地理、气候和人口上都适合成为一个大熔炉，科学进步、商业灵感和基督教价值将共同解决社会顽疾并迎接未来的挑战。密立根告诉那些可能捐款的人说：“就像三个世纪前的英格兰，当今的加利福尼亚标志着雅利安文明的最西部的边睡。”在这里，西方的白人文化将与东方日益增长的经济交汇在一起，大家都会受益。在这里，大型工厂将拔地而起，荒漠将被改造为繁华之都。所有这些当然需要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他相信，加州理工学院是创建天堂的实验室。
　　密立根能够在纯粹的科学研究和工业利润之间杜撰出令人心动，但实际上含糊不清的前景。他从不承诺会有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然而他能让那些富裕的捐款人觉得给加州理工学院的赞助是一笔对当地未来经济繁荣的精明投资。他们相信他的布道。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会的一个席位成了当地最富有的人的一种荣誉象征。在整个20年代，金钱滚滚地流入了学校。
　　加州理工学院公司化的管理体制使这种科学与商业的结合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密立根在刚来的时候就拒绝采用校长这个一般的学术头衔，坚持由同样数目的商人和教师组成的一个行政委员会来管理学校。他这所学校的领导将不是校长，而是一个他自封的更为商业化的头衔，执行董事。青年教师经常昵称他为“长官”。学校各系都由，些理事会领导，正教授和系主任享有相同的投票权。系内事务由教师委员会监督。这种有意识制定的公司体制降低了集中领导的重要性，更强调集体领导的成果。工商界人士非常喜欢这一种形式。
　　他们还十分欣赏“长官”所擅长的利用新闻媒介的能力。1932年，报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认为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希望了解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因此，他让密立根送一些材料给他发表在《财富》杂志上。对密立根来说，一篇新闻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我对他的答复是，……该做的是派一个人到这里来住一段日子，”他回忆说。卢斯派了一名他最好的记者——不久，他成了《财富》的编辑——密立根让他在教师俱乐部住了一个半月。密立根对记者的精心安排得到了回报。发表在1932年7月的关于加州理工学院奇迹的文章不仅仅是一篇吹捧之作；它是一首颂扬科学进步、色彩斑斓的长篇诗歌。加州理工学院是“富商巨贾培育的科学殿堂……在威尔逊山下的平原上，雅典和迦太基、亚力山大和吴哥、罗马和巴黎、卡特莱斯和伦敦的历史正在重演。……学院无所畏惧。它带着一种成功和富裕的姿态迎接陌生人。学院勇往直前，典型的西部风格。它无所顾忌地敲打着宇宙的大门，就像贝多芬著名的四重奏中的主旋律。”文章在介绍鲍林时说：“在晶体和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使他在去年赢得朗缪尔奖，他已成为全国最优秀的青年化学家。”
　　在大萧条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一台蒸汽挖土机的一侧，一个虔诚的墙头艺术家写道：“耶酥救世。”在下面，另外一个人用粉笔加了一句：“但功劳归之于密立根。”
　　不过，即使是密立根也不能使加州理工学院从大萧条中幸免受到不利的影响。随着利率直线下降，学院投资的受益急剧萎缩；它投资的股票和债券只剩下一半的价值。加州理工学院最大的一项收入来源，木材大王阿瑟·弗莱明巨大的委托基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使学校行政深受震动。1932年，学校的赤字达到80000美元。几乎所有的建设都停了下来，包括计划中的对诺伊斯化学楼的扩建。研究费用和旅差费用一减再减，密立根还请求所有的教师接受百分之十的减薪。鲍林不得不同意减薪，每年从学校得到的4500美元的研究经费也所剩无几，同时还放弃了学校答应的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