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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的名声受到了玷污。过后不久，他又因违禁出售酒类而被逮捕。后来又雪上加霜，一场大火烧毁了红十字公司的部分商品。莱纳斯至今还记得那天放学回家路过商店的情景，父亲坐在路旁，身后是烧焦的店铺，地上撒满了橱窗玻璃的碎片，他的头深深地埋在双手之中。
　　赫尔曼在康敦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靠着保险费和出售自己公司中的股份，他已有足够的钱把家搬回波特兰，并重新开业。他在城郊新发展起来的新区找了一幢临街房子，把它改建成一家美仑美奂的药店。这次他接受了康敦的教训，出售的商品限制在药店传统的经营范围以内——再也没有珠宝和唱机之类的东西——但却加进了最先进的苏打水发生器。赫尔曼还在附近租了一所很好的房子安置全家。
　　他一如既往，整个身心投入了新的业务。他不分昼夜地工作，使药店能尽快走上正轨。赫尔曼在给贝莉的信中写道：“我的愿望就是挣足够的钱让您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现在他确有能力做到这点了。
　　然而在他们回到波特兰市仅仅几个月之后，在1910年6月的一天，这天热浪滚滚，酷暑似乎提前来临，赫尔曼突然病倒，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年仅33岁。
　　虽然正式宣布的死因是胃炎，莱纳斯后来却断言他父亲也许是死于穿孔性溃疡。他父亲曾长期地被他自己所称的“肚痛”所折磨，另外，压力和紧张也很可能是诱发的因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赫尔曼·鲍林是自己把自己累死的。
　　2　寄宿房
　　“我们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莱纳斯九岁时的一天早晨，姑姑贝丝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叮嘱他必须坚强。男孩的反应却是异乎寻常的平静，既没有表现出过分悲伤，也没有怨天尤命，他甚至没有哭出声来。相隔几十年之后被问及此事时，鲍林回忆说，那时他确实既不悲又无愤，无论当时或后来，他都没有经受过强烈的感情冲击。当问他为什么这样平静时，他说，“也许我就是认命了。”
　　然而，事实上，父亲的死对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任何一个九岁的孩童，即使他智力超群，读过很多书，也不能对一个人的死保持理性的心态，何况是自己的父亲。尽管不能说赫尔曼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他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深入了解自己的孩子——但他深爱自己的儿子，为他感到自豪，并努力指引他健康成长。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中，莱纳斯最亲近的是父亲。父亲是他行为的楷模，是他心目中的男子汉。
　　也许正是为了要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男子汉，莱纳斯在得知父亲去世时才有这样的反应。与此同时，莱纳斯却看到母亲撕心裂肺般的悲痛。贝莉深深地爱着赫尔曼——他是她生活的主心骨和唯一的顶梁柱——现在赫尔曼离她而去了，她先是忧心如焚，随后就变得有点精神错乱。莱纳斯记得他母亲整个儿地瘫软下来，在赫尔曼的葬礼上哀号不止。莱纳斯尽力做出他认为是男子汉的样子，强抑悲痛，模仿“成人”的方式冷静对待这巨大的灾难。他认为自己没有忧伤的权利。就这样，莱纳斯·鲍林在他小小的年纪，已经找到了力量的源泉。他努力控制感情，保持坚定，于是就能冷静地面对父亲去世的灾难。现在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他必须努力维系这个家庭，因此必须自我克制。这次经历给莱纳斯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他以后漫长的人生中，除了极少数几次例外，他始终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如果不是这样，而让自己沉浸在或受或悲或其他冲动的情感中，他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痛苦。
　　赫尔曼的去世对这个原本就备受压力的家庭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一家人搬到波特兰后，莱纳斯和他的两个妹妹尚未适应新的城市和新的学校，一下子离开熟悉的小朋友也使他们很不习惯。莱纳斯不喜欢波特兰。经历过康敦晴朗干燥的天气和冬天美丽的雪景，他难以忍受波特兰长达六个月的晦暗阴湿的雨季。在康敦，他是富商的儿子，又是小学里的神童；然而在波特兰，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贝莉受到的打击是双重的：赫尔曼死前三个月，她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莱纳斯·威尔逊·达令。虽然她和父亲一直感情疏远，但接连失去两个亲人，要在没有经济来源和感情支持的情况下单独抚养三个孩子，这一困境使她心力交瘁，无法支持。赫尔曼死后不久，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和慢性病，从此再也没有能恢复健康。
　　贝莉和孩子们在经济上很快陷入困境。清点遗产后，她发现自己必须在没有房子、没有经商能力、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维持生计。起先，她雇了一个人，把赫尔曼的药店继续开下去，但很快就难以为继。她只好把店卖掉，筹集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数目不算小的储备金。但这些钱并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家庭的开支，只有进行适当投资产生效益，才能满足全家的衣食住行所需。因此贝莉最后采取了当时对她来说也许是唯一可取的投资方式，几乎倾其所有买了一幢大房子，既供自己家居，又可把多余的房间租出去，自己则勉为其难地担当起家庭主妇的传统义务——烧菜煮饭，打扫卫生，照料别人生活。她办起了一家供房客膳宿的寄宿房。
　　对鲍林一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折。仅仅在几个星期内，就从吃喝不愁的小康之家一下子跌落到贫困的边缘。由于贝莉不善理财，情况就变得更糟。她在市郊一个肉市场附近买了一幢有六间卧室的三层楼木房，为此她付了5250美元的现金，还借了2300美元的抵押贷款。这一笔购房款超过了房屋估价的三倍。她拿出更多的积蓄来添置各种昂贵的用具，包括全城尚未见过的电气灶具。她还雇了一个女佣来帮助烧饭和打扫。靠着父亲去世留给她的一小笔遗产，开始时她尚能勉强支撑，定期偿还抵押借款，对付每月的开销。但是她很快发现，每月的租金收入根本不敷支出。
　　购置和经营寄宿房这件事耗尽了贝莉的最后一丝力量。她出现了全身衰弱的症状，后来被诊断为恶性贫血症。患了这种病的人，血液会出现异常，身体不能正常吸收维生素B12。从而人的元气大损，变得极度疲劳，四肢乏力。到后期，还会出现情绪不稳，记忆丧失，甚至发展成精神病。当时对这种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叮嘱她长期休养，还要她多吃牛羊肉，以促进红血球的生长。孩子们至今回忆起来还印象深刻：母亲经常吃大量的猪肝，用生牛肉末做的“生肉三明治”以及沾着鲜血的面包。
　　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贝莉越来越变得像一具活着的幽灵，毫无生气。开始时，她还力图重现过去有过的某些家庭之乐：她努力筹划，让孩子们过上愉快的圣诞节；带孩子们到奥斯维加祖父母家度周末；举行家庭演唱会（露茜尔弹钢琴相当棒，波琳弹奏四弦琴，而莱纳斯则喜欢唱歌）；有时还与孩子们的叔叔、姑姑、堂兄妹一起到附近的山区旅游。莱纳斯对他们全家去奥斯维加的海滨城镇基尔哈特度过的那个暑假留下了特别愉快的记忆。全家住在朋友免费提供的一幢房子里，他去码头钓鱼，到潮泽池和防波堤玩耍，在沙滩上长时间地读书遐想。这是赫尔曼死后全家一起欢度的唯一一次暑假。
　　然而，由于孱弱多病的身体和沉重的精神负担，贝莉再也不能给孩子们多少欢乐了。1915年左右，莱纳斯的表兄摩根曾在他们家里住过。他回忆说，在他呆在那里的一年时间里，他没见过贝莉笑过一回。
　　莱纳斯的妹妹波琳回忆说，在父亲刚去世时，孩子们没有人管，像“野孩子”一样地整日在街上疯玩。贝莉不懂得怎样作母亲。另外，心力交瘁的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可能也没兴趣——去学习怎样作母亲。她根本不知道怎样抚育一个男孩使他健康成长。至于带女孩，她也不见得好到那里。当波琳和露茜尔开始来月经的时候，贝莉神秘兮兮、慌慌张张地胡乱说了一通，弄得她们又恐慌，又迷惑，觉得这必定是只有她们家的女人才遇到的灾祸。波琳回忆说：“我觉得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事。”
　　后来贝莉只得辞退女佣，让孩子们帮助烧饭、打扫和做各种杂务。她不作任何解释——她实际上没有精力这么做。而莱纳斯和波琳对母亲整日不停地唠唠叨叨和埋怨特别感到心烦。
　　到后来，孩子们还必须外出打工，帮助家里支付各种账单。在贝莉的坚持下，莱纳斯13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挣钱了。他在保龄球馆里放置木瓶，投递报纸，分发邮件和牛奶，在肉店里卖肉，周末在当地影院里放电影。除了放映员这一工作以外——莱纳斯喜欢看电影，特别喜欢看喜剧片和惊险故事片——他对其他工作都非常厌烦。频繁地变换工作似乎成了他的一种嗜好。
　　波琳是一个精力充沛，性格外向，漂亮自信又喜欢卖弄风情的姑娘，她每年暑假都要打工。在高中时她特地停学一年，在当地一家工商学院学习速记和打字。不过，她挣得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交给贝莉，为此她感到非常恼火，一直耿耿于怀。当她17岁时，她和母亲的关系已经到了公开对立的地步。母亲坚持要她与一个35岁左右的富裕男子约会。她回忆说：“只要我肯嫁给那个男人，我母亲什么都愿意做。”然而，波琳一想到要与一个几乎可当自己父亲的中年男子约会就感到恶心。为对付母亲的死纠蛮缠，她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控告她母亲强迫她与一个老头子“过日子”。为此，警探（波琳记得他们都戴着圆顶高帽）来到她家找贝莉谈话，贝莉花了不少口舌才把事情说清楚。
　　露茜尔在三个孩子中最为温顺和腼腆，在家里总是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莱纳斯和波琳在十几岁的时候都离开了家，唯有露茜尔一直待在家里，学钢琴，教钢琴，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直到她去世。在露茜尔的记忆里，她的长大成人要比她的哥哥和姐姐更加愉快和“正常”。然而，只要一提到母亲，她就会伤心地哭起来。
　　波琳看事情更加直截了当。“我们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她说。“我们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
　　孩子们只能自己照管自己了。两个妹妹年纪相近，她们形影不离，说笑玩耍，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又和好如初。年纪稍大一些后，波琳充当起交际花那样的角色，组织和参加游泳和歌咏联欢会，与很多男孩子约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以此挣钱养活自己。露茜尔则一心一意投入她所钟爱的音乐，同时还要照料母亲。
　　莱纳斯变得孤僻寡言。他与两个妹妹没有共同的语言，对她们常常是视而不见。父亲刚死，莱纳斯就开始和母亲拉开了距离。莱纳斯想不起在整个童年时代是否与母亲单独谈过任何重要的事情。他母亲对上学和读书毫无兴趣，认为上学不能挣钱，纯粹是浪费时间。母子之间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妈妈——常常是躺在床上——又是喊又是吓地吩咐孩子们干这干那，莱纳斯很不情愿地消极应付。当莱纳斯长大后，他开始公开漠视母亲。波琳回忆道：“每次妈妈吩咐莱纳斯做点什么事情，比如把木头搬到壁炉边或把垃圾拿出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