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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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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国家的兴起也表现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结构上。萨马兰奇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委员的分布也遍及到各大洲,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中小国家。
洛杉矶奥运会前夕,有人指责国际体育组织的构成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拉丁集团”。他们的理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西班牙人,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是墨西哥人,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是巴西人,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是意大利人。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都属于拉丁语系。而且其中萨马兰奇与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组成了自布伦戴奇以来的最强有力的权力核心,他们俩人的母语恰恰又都是西班牙语。
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还是委员,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国际奥委会工作,而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但他们的国籍有时也会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们对国际奥委会一些事务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也可能影响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萨马兰奇曾说:“体育与政治无关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政治无所不在,你无法回避。”
萨马兰奇还对国际奥委会机关刊物《奥运之星》的记者发表谈话说:“体育不涉及政治,这说起来极为容易。不过在现实中,则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体育将不得不与政治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在某些国家里,就不能没有政治。”
对于政治影响体育的现象,萨马兰奇的态度是:“奥委会的主要方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避免问题。避免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目前国际体育组织领导集团可能是无意中形成的,也可能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萨马兰奇有心安排的。但无论如何,它对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和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西班牙、墨西哥、巴西和意大利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比较稳定,没有过多地参与国际政治,而且它们又都没有能力在国际上单独担任一个重要角色。因此,国际政局的动荡一般不会对它们产生太大的冲击,由此也就有可能“避免”政治活动对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乃至国际体育运动的影响。如果目前国际体育组织领导机构的组成的确是萨马兰奇有意安排的话,那么这种安排还是巧妙而有远见的。
回顾一下奥林匹克运动史,奥运会时时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或干扰。其中有国际政治形势演变的影响,也有因国际奥委会一些委员把自己国家政府的政治态度塞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给奥林匹克运动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的成分。
往事如烟,但政治给奥林匹克运动投下的阴影却无法抹去。
1920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第7届奥运会。由于两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同盟国各战败国被禁止参加该届奥运会。尽管顾拜旦极力主张允许同盟国参加,但他的意见最终被国际奥委会否决。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的苏联未被邀请参加本届奥运会。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由于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妄图称霸世界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反对,西、英、法、美、捷克、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代表同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保卫奥林匹克思想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各国人民“抵制希特勒的奥运会,争取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的奥运会。”
一个月后,西班牙爆发了国内战争,抵制希特勒奥运会的计划破产。
国际奥委会1954年在纪念奥林匹克运动开展60周年的活动中公开承认,当时在纳粹主义非常猖獗的德国举办奥运会是不适宜的。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3年,作为同盟国对协约国的报复,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1956年,受美国的影响,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中国奥委会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交,并不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
西班牙奥委会宣布,为抗议苏联出兵匈牙利,西班牙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印尼1962年举办第4届亚运会时,曾拒绝台湾和以色列参加。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勃然大怒,决定对印尼实行报复,宣布不定期禁止印尼参加奥运会。
布伦戴奇的无理决定遭到13个阿拉伯国家的抗议。1964年第18届东京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被迫宣布取消对印尼的制裁。但国际奥委会仍然禁止1963年参加过印尼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此,印尼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布抵制东京奥运会。
1968年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男子200米短跑发奖仪式上,分获第1名和第3名的美国黑人选手史密斯和卡洛斯悄悄脱下了运动鞋。高奏美国国歌时,他们低着头,脚蹬黑色袜子,突然举起了戴着黑色手套的拳头。顿时全场轰动,主席台上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更是横眉竖目,温色难掩。两天后,史密斯和卡洛斯被遣送回国。
布伦戴奇当然清楚,这是美国黑人对美国以及国际奥委会个别人对黑人种族歧视的公开抗议。
1962年2月,布伦戴奇领导的国际奥委会决定重新接纳南非进入国际奥运大家庭。这一决定立即受到了非洲、中美洲、东欧一些国家以及苏联的强烈反对。它们声明,如果国际奥委会不改变这一错误决定,他们将抵制奥运会。
同时,美国黑人大学生也向美国奥委会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包括必须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加奥运会,在美国奥运会代表队中增加一名黑人教练,恢复因拒绝到越南打仗的阿里的拳王称号等。黑人学生的行动立即扩展到整个美国社会,形成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学潮,而且他们的斗争要求已经不仅局限于奥运会了。在这期间,卡洛斯还曾作为代表前往纽约会见了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表示对学潮全力支持,但不久,他即在纽约一家旅馆遭到暗杀。
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并没有吓倒黑人学生,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决心在更大的范围内抗议种族歧视政策。
在黑人学生运动已经不可能被遏制的情况下,美国奥委会接受了黑人学生的请求,国际奥委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撤消原来恢复南非参加奥运会资格的决定。
但是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马丁·路德·金的冤仇未报。于是史密斯和卡洛斯在奥运会领奖台上举起了愤怒的拳头。
此外,非洲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邀请了实行种族歧视的罗得西亚。20多个非洲国家宣布将抵制第20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被迫撤回了对罗得西亚的邀请。
但是,国际奥委会仍然坚持允许以色列选手参加奥运会。许多阿拉伯国家宣布采取抵制行动,国际奥委会听之任之,结果在奥运会期间发生了“黑九月”流血事件。
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非洲20多个国家因新西兰曾派橄榄球队去南非比赛而抗议新西兰参加奥运会,先后退出了比赛,使本届奥运会的规模比慕尼黑奥运会的规模大大缩小。
1980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建议下,62个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抗议苏联出兵侵略阿富汗。
1984年,苏联又带领东欧一些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往事不堪回首。这些人为造成的外界因素,对于运动员个人来说,也许就毁了他的体育生命;对于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来说,也许会贻误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萨马兰奇在改革国际奥委会组织机构时,没有忘记给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留下发言权。
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不仅没有女选手参赛,而且由于竞技者皆赤身裸体,妇女是绝对禁止人场观看的,敢于违犯这一戒律的妇女将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自第二届开始便有了女选手参加,但是国际奥委会却一直是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然而这个局面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后也被打破了。
萨马兰奇对妇女一直是很尊重的。他认为,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国际奥委会,不应当有种族的隔阂,不应当受政治观点的影响,更不应该有性别的歧视。无论男人女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在领导层占有相应的地位,任何不尊重妇女的表现都应该得以纠正。
“如果说国际奥委会做了一件我为之骄傲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国际奥委会里增添了女委员。然而这还不够。妇女的重要地位不能只表现在体育方面,而且应当表现在各个领域。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一次执委会议上情真意切地说。
萨马兰奇把国际奥委会的大门向妇女敞开。1980年到1990年,共有7位妇女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她们是:委内瑞拉人弗洛尔·伊萨瓦·英塞卡,美国人阿妮塔·德弗兰茨,玛丽·艾莉森·格伦—黑格,芬兰人皮尔乔·海格曼,加拿大人卡罗尔一安妮·莱瑟伦,英国安娜公主和列支敦士登人诺拉。
萨马兰奇还积极倡议创立运动家委员会,通过它来听取各国运动员对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和愿望。在过去,对奥运会的任何规定和条例都完全由国际奥委会讨论决定,很少征求运动员的意见,运动家委员会的诞生,加强了国际奥委会同各国运动员之间的联系。在他的主张下,还对奥林匹克比赛项目做了一些调整,把两项非常重要的运动项目——乒乓球和网球——列入了汉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人们在此届奥运会上还首次看到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和超重量级别拳击的表演项目。
对于大众体育运动,萨马兰奇更是积极支持,因为他自己每天都要参加体育锻炼,年事虽高却从未懈怠。在他的组织下,1983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由在群众体育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体育部长基姆尔担任组长。该工作组研究制定了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工作计划和职能范围。
1985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的宗旨,就是顾拜旦所追求的奥林匹克的最终目标:“扩大活动范围,探索新的发展前景和新的平衡,更全面地满足整体和每一个人的合理愿望”。
1986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对一系列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作出了积极响应。这些活动包括:中国农民篮球联赛(1000支球队参加)、丹麦群众性长跑比赛(10000人参加)、荷兰青年奥林匹克节(16000人参加)、匈牙利五项比赛(82万人参加)、联邦德国中小学生体育比赛(1万人参加)等等。通过这个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向各国奥委会提供了有关资料。
1986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每个人都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的口号。198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了第二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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