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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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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不能继续胜任，那些徒有虚名和那些不具备肯尼迪同样的精力和理想的人，不是要求他们退休，就是另行安排职务。最为突出的一次改组——被某些方面的人士称之为“1961年感恩节大屠杀”——发生在国务院里。
总统几乎刚一就职，就对国务院失去了信心。他感到国务院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扼杀独创精神的惯性，而且那里的过分疲沓的倾向也使国务院显得优柔寡断。那里意见纷纭而缺乏活力。总统始终弄不清楚（甚至在人事变动以后，情况也仍然如此）谁是主管人员，谁明确奉派去做什么职务，以及为什么他自己的政策方针似乎一贯地遭到修改或拒不执行。国务院的领导——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鲍尔斯和鲍尔，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巡回大使哈里曼，助理国务卿威廉斯，拉美事务协调官伯利，所有内阁官员级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显得人材济济，但其成绩却显得与此很不相称，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肯尼迪感到鲍尔斯推荐的人干得比腊斯克推荐的人出色；腊斯克感到被肯尼迪亲自指派的下属约束住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腊斯克就职以前就委派来了——他还受到白宫的所有助手以及为研究对外政策而调来的一些局外人的约束；鲍尔斯则认为在国务卿本人无暇顾及的行政改组工作上得不到腊斯克的支持；而沉浸在联合国一纽约的气氛中，把世界舆论看得比国内舆论更为重要的史蒂文森，却感到和华盛顿的决策失去了联系。另外，改组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方案不仅由于指导无方而受挫，而且也由于国会——批评国际开发署人浮于事和缺乏效率的最严厉的人们——拒绝授权裁减冗员而受到影响。其实在国际开发署中，有许多人就是通过国会的关系安插进去的。
国务院与国会、新闻界及白宫之间的关系颇为混乱。国务院的老人都怀念地谈起艾奇逊——或者尼克松。外事人员中有许多最辉煌的人物在麦卡锡一麦克洛德时期、在杜勒斯的一人外交时期都变得暗淡无光。外事机构现在仍然苦于士气低落，仍然在埋怨那些放肆的非专业人员和其他机构的干预，并且仍然受到那种对每一决定都想面面顾到、从长考虑以致于往往议而不决的体制所困扰。（不过，有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告诉肯尼迪，外事人员已经变得十分象一匹训练得不得当的马，惩罚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坏。）
总统并不希望更换国务卿。但是腊斯克却把行政事务推给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和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杰·琼斯（文官委员会以前的一个委员）。切斯特·鲍尔斯喜欢探索长期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权宜之计。正如一位观察家向总统概述的那样，“腊斯克觉得使用一位副手很难，而鲍尔斯则觉得做第二号人物甚至更为困难。”总统喜欢鲍尔斯，喜欢鲍尔斯的大多数想法和他所推荐的大多数人员。但是国务院的班子毕竟需要一个总管。
肯尼迪曾经考虑过许多人。邦迪在1月间就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了。萨金特·施赖弗和戴维·贝尔需要留在原职上。鲍勃·肯尼迪担任这个职务也不合适。阿瑟·迪安和约翰·麦克洛伊两人因为在裁军和联合国方面的工作而受到很大的尊敬，但是他们全不愿意接受固定的专任职务。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鲍伊一向主要是位思想家而不是个行政人员。最后，解决的办法很清楚，就象也许早就应该很清楚的那样：把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经济事务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提升为第二号人物。
但是1961年夏季。关于即将重新安排鲍尔斯工作的消息过早地传了出去，使鲍尔斯的政敌全很高兴，他们错误地以为这是总统“透露”给他的专栏作家朋友的。这一来反而推迟了鲍尔斯的坏运。外交机构中的某几派人、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五角大楼的将领和右翼报刊的社论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在反对鲍尔斯。他们批评鲍尔斯太“软弱”、太“天真”，或者说他在猪湾事件中力图推卸失败的责任。肯尼迪却没有被这种批评中的任何一条所打动。与此同时，鲍尔斯在新闻界、党内和政府中的一些支持者（有些人管他们叫作：“切特集团”①）出于同样毫不相干的理由，开始向总统施加压力，要总统留住鲍尔斯。鲍尔斯本人则不理睬各种暗示和机会去要求重新安排其职务，以表示对总统忠诚。
①切特是切斯特的昵称。——译者
肯尼迪让争吵自动平息下去，但是他开始较多地依赖鲍尔而不是依赖鲍尔斯。虽然鲍尔同样没有多少时间或多大愿望担任国务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在重要间题上他却能给总统较为及时的帮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在赞扬鲍尔斯的同时，说明了他的意图，即“为了使国务院的机构和人员效率更高些……如果我得出结论，鲍尔斯先生在另一个负责岗位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末我将毫不犹豫地要求他这样做”。
到11月下旬，肯尼迪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作出一系列严守秘密、速战速决的人事更动，以便使人员与职务更为相称。迪克·古德温在拉美问题上的干劲和沃尔特·罗斯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通盘规划，全属于国务院而不属于白宫的职权范围，而国务院在这方面也正好是薄弱的环节。弗雷德·达顿在白宫没有获得一个一展所长的固定工作，这时接下了国务院内处理同国会的令人遗憾的关系这一工作（他在国务院干得很出色，尽管那些比较胆小的官僚继续按照一贯的做法，向控制着财政的议员讨好迁就）。总统知道艾夫里尔·哈里曼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比约翰·昆西·亚当斯①以后的任何人都多，而他作为无任所大使的成就（等地抑制了傲气，带上一个助听器后）远远超出了总统的预料。这时他同意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为远东的老挝、越南、赤色中国和“福摩萨”②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罗斯托将取代腊斯克派的乔治·麦吉的职位，麦吉去接替鲍尔的职位（后来他由哈里曼所接替），鲍尔接替鲍尔斯的职位，而鲍尔斯则将获得一个特别大使或巡回大使的职务。
①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译者
②即我国的台湾省。——译者
很明显，这一连串人事变动全是因鲍尔斯的调动引起的。总统担心鲍尔斯在辞职时会大吵大闹，于是吩咐我“在腊斯克把这消息告诉他以后，稍许安抚他一下，就象一个'自由派人士'对待另一个'自由派人士'那样。”我喜欢切特·鲍尔斯和他对驻外机关事务局及其所需人员的看法。自从1959年以后，我就一直与鲍尔斯保持联系。向每个被调动职务的人宣布调动的消息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日下午。腊斯克由于对鲍尔斯的反应感到很关心，赶到我家里来找我——我一直在家等待着——他敦促我立即去见副国务卿。
在国务院那座几乎空荡荡的新办公大楼中，我找到了鲍尔斯，他郁郁不乐地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对肯尼迪、对腊斯克、对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愤怒。他不打算再接受任何职务。他说，他是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一直忠心耿耿，而人家却对他不忠实。他要辞职并把自己的想法全讲出来。
我和鲍尔斯进行了谈话。我代表总统对切特的心情表示同情。我拒绝了他的种种威胁，分担了他的痛苦，我对他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钦佩。天越来越黑，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站起来去开灯。塞林格预先安排的在海恩尼斯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将开始。在这次会上，人事变动必须在消息“走漏出去”之前予以宣布。我们不停地谈了下去。最后，我们终于谈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鲍尔斯将成为具有威信的白宫班子的一员，担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具有大使的级别。他的薪给将予以提高，以反映他的职责的提升。他将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使用白宫的轿车并可在白宫餐厅用膳。他将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
这不是一个实职，这一点后来大家全都明白。鲍尔斯还是回到印度去当大使合适得多，在1963年中期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一退休，他马上就去接任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忠于职守、声誉卓著。但是在1961年11月他就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一职，毕竟保全了他的面子并防止了发生争吵。鲍尔斯接受了这个职务。总统将在次日的私人谈话中把这件事确定下来，他对此也很满意。塞林格宣布了这个消息。所有那些在几个月以前对可能调动鲍尔斯职务的前景进行抨击的人，也无法有力地反对这一安排。总统颇感兴趣地看待我奉派到自由派人士那里去作说客的这一任务，他说：“干得很漂亮，特德——这是自从你参加密执安州代表团以来干得最出色的工作。”
第十一章 早期的危机——猪湾事件
约翰·肯尼迪有一次诙谐地谈起在科德角的日子。当时他因背部伤痛，不得不坐在那里，眼看着屋外刮着的一场新英格兰飓风。房子里仅有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喝醉了酒的仆人，另一个是被这个仆人激怒了的汽车司机。当他们彼此追逐，威胁要杀害对方时，这位当时的参议员却扶着拐杖，独自坐在那片沉寂的气氛中，注视着在他周围翻腾盘旋的大自然的怒吼，默想着自己是否会生存下去。
1961年，肯尼迪发觉自己又一次面对着一场风暴。那种不自然的寂静笼罩着最高权力机关，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利形势以及自由世界内部的争吵困扰着他，他独自坐在那里观看着四周国际地平线上卷起来的一场接一场的风暴。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每位总统大概需要十二个月的时间组成他的行政班子，摸索着进入这个庞大而危险的官僚机构。……当［肯尼迪］还在想把家具搬进去时，他发觉实际上屋顶已在塌下来，房门也被风刮走了。”
肯尼迪事先受到了警告。他在棕榈滩从艾伦·杜勒斯及其助手那里获得的中央情报局简报所提供的情况，远比他当总统候选人时所知的要多。如同他乐于承认的，这些情况以及随着掌权而对世界动向所获得的更为全面的了解，使他“惊愕”不已。但是他从未抱有回避或延缓这些危机的任何幻想。当他在棕榈滩时，据说他的政府中有人传出消息说，他曾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让世界紧张局势暂时缓和六个月，以便让新政府有时间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答案。他听到这话后曾对我说，“这真是愚蠢的，”又说，苏联的国家利益象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人或任何时期而予以放弃和搁置起来，而凡是这两种利益冲突的地方就会出现麻烦。
在他就职的头一周内，我们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撰写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他接连审阅了几份讲稿，每一次总试图就前途的种种危机向全国发出更加阻郁的警告。虽然我当时全神贯注在他的立法计划上，他关于外交事务的原稿中的那段话已经使我感到颇为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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