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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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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惊讶的问话。“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年长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一九一○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尹默结识了陈独秀。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陈独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九十三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隔了一天——六月十三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一石激起众怒,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2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京师警察厅慑于重重舆论压力,在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由安徽同乡作保,释放了他。“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时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的“只眼”“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意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停刊。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九月十六日,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第二部分:前奏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那是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二月二十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一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抵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胡适的自传》,一九五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于是,陈独秀二月二日离沪,乘“大通轮”于二月四日抵达汉口。八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的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刚一走进去,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过警察的眼睛。“嘚”,“嘚”,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好主意。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二月十九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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