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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中原-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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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地一声把粪便泼在粮食上……
“粮食都吃不上,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缺油少盐,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头,摔得鼻青脸肿。有一个连队打土豪,翻出一桶桐油,以为这下开荤了,结果全连中毒,集体上吐下泻。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号越来越多,又没后方安置,部队别说打仗,行军都很困难。”
谈起行军之难,离休在南京的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当年的第3纵队第8旅副旅长史景班说:
“在晋冀鲁豫大平原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地开。到了大别山,进山是羊肠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车炮全扔掉了还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连跌跤的姿式都‘正规化’了,全都是趾溜一下,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这叫‘骑马跤’。许多人的屁股肿了。
“行军问路,老乡说10里地,部队走了一夜也没走到。再打听,原来那是直线距离,山道弯弯,上坡下岗、实际40里都不止。地图上标着一个村子,定在那里宿营,到了一看,只有三两户人家,别说一支大部队,一个班也住不下。南方的山区就是这样,三家一个村,五家一个疃,除了集镇,难得有北方那样大的村庄。部队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里,不论刮风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边草丛树棵里看不见,不知什么时候哧棱一下子蹿起,一口就能致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胆。
“从北方带来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没几天就穿帮儿烂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没穿过草鞋,脚上磨得又是脓又是血,晚上睡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硬拽,草鞋就变成了‘皮鞋’,撕下一层血哧呼啦的皮肉。
“有一次,我们为牵制敌人连续18天急行军,就是这么泥里水里血里走出来的。整整18大啊!能够跟上队伍、不开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湿润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部队如此,机关也不例外。有一天野司断粮,到下午3点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午饭还没有着落。警卫员狠狠心,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珍藏的北方小枣,献给首长们。刘、邓、张、李四个人七只眼瞪着五颗小枣,推来让去,最后平分,每人一颗权作午餐,剩下一颗非让警卫员吃了不可。警卫员拗不过,当着首长的面把枣含在嘴里,出门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干放进口袋。那是他过黄河时,未婚妻送他的,是个念物。
行军走路跌跤子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军,刘伯承骑在马上,警卫员走着走着听到一声响,回头看,吓坏了——刘伯承和马都不见了。赶紧摸黑跑下山沟,边哭边喊,只见马摔坏了,刘伯承却坐在厚厚的腐叶枯枝上,没伤着筋骨,还笑着安慰警卫员:“不慌,不慌。莫得事情嘛。你要是有红枣,我还能吃几颗哩。”后来没有马骑了,刘伯承照样摔了不少“骑马跤”。50多岁的人了,谁看见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打摆子,发高烧,又没有药治,就那么硬挺着,听任疾病的折磨。第1纵队第1旅第2团3营9连连长王崇乐是豫北清丰县人,跟着部队过黄河进大别山,后来又渡长江一直进入西藏,走完了刘邓大军的全部征程,最后叶落归根白发苍苍回到河南故里。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抽着“黄金叶”香烟,说:
“年轻时我精瘦精瘦,从来没得过病,不知道药是啥滋味儿。可进了大别山,我却没逃过去,让个小蚊子折腾惨了,发起烧来满嘴火泡,闹起冷来钻进草垛能把草垛哆味塌。
“团政委李彬告诉我这是打摆子,让我吃‘百草丸’。我就吃了,结果浑身发热,一打嗝一股膻味儿,气得我直骂娘。一打听,人家告诉我:啥白草丸?那是羊屎蛋儿!还说羊吃白草,百草都是药,这偏方啥病都治。我越听越想越恶心,发誓病死也不吃了。
“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12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十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第2纵队第5旅第15团从团长到司号员,几乎人人都没逃过疥疮的折磨,夜间奇痒无法人睡,白天行军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三挠,“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儿。这队伍怎么带?团长黄家景听说商城附近有个温泉,叫“汤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疮,就和政委田涛商量,集中全团兵力打“汤泉池”。
“汤泉池‘北面的山头驻着敌保安团的两个连,平时强征往来行商的税款。那天拂晓,第15团发起突然袭击,冲锋号、步枪、机枪一起响,战士们端着刺刀往上冲。敌人不知解放军的真实意图,以为来抢税款,赶紧扛上钱箱撤回商城,边逃边琢磨:这支共军也怪,光打不追。
第15团占领了制高点,全团三个营轮流掩护,脱光了就跳温泉。一天之内,每人平均洗了两三遍。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撤出“汤泉池”,脚步轻快,人也像个人样了。
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纪的人还记得,刘邓的15团在这打过一场“澡塘子战役”。
自然条件的艰苦与恶劣虽令常人难以想象,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愈平。原第2纵队教导团副团长张绍基说:
“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那种苦啊……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它不光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
笔者是在河南省军区医院见到张绍基的。老人心脏病发作才被抢救过来,见到我们,饭也不吃了,拉着不让走:“趁着我还有口气,再多说几句吧!等闭了眼,想说也说不成了。”
讲起刘伯承,老人泪流满面,像失去父亲的孩子。说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绝,连医生的嘱咐也忘了,抓起香烟就抽。
“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这都算不上苦。最苦的就是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变得无依无靠,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把人给闪了。在晋冀鲁豫打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就只管冲吧,反正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艰苦几天,一个胜仗下来,猪肉炖粉条尽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这日子。
“不是说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国民党太坏,咱们自己太弱了。我就是大别山人。红安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红军、新四军三进三出。咱们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国民党烧光杀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哪一家不死个三口五口,甚至满门抄斩啊!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这一回我们说再也不走了,谁信你?话是你说的,可脚还长在你身上。就是他心里对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杀身之祸。所以,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
“这是老白姓。再说说敌人。自从北伐之后,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建立保甲联防、‘五家连座’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织成了一张大网,把大别山罩得严严实实。桂系部队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的媳妇。三姨六舅母,‘亲戚串亲戚,你都分个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放牛,怪可爱的,背不住他就能甩给你一颗手榴弹。
“当时我们有一句话,叫作‘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小保队是地主武装,里面土匪、地痞、流氓、红军时期的叛徒,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他们还懂得游击战术,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一套全反用到我们身上了。部队行军,指不定哪个山头就放一阵黑枪。宿营时他们摸岗哨,把你整连整排地堵在村里。伤病员遭他们残害的就更多了。等你去追,他人熟地熟情况熟,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可没少吃他们的亏。
“想想,在这个地区开辟根据地,无依无靠,像不像没娘的孩子?部队的战斗情绪能不受影响吗?唉,别的苦都能受,只有这种苦才真叫苦呀。
“当然,老百姓大多数还是好的,心还是向着我们的。可那种好法也让你心里难受。有一次,我们好言好语找老乡借东西,谁知他不但不借,还凶狠狠地又吵义骂,就差没把我们打出来。过后呢,他又悄悄把东西送来了,说那样吵骂是是邻居和白狗子听的。要不然,通了‘共匪’,五家连座,非火了他九族不可。还有一次,我们要找个向导,给多少钱老乡都不上。最后一家老乡让我们求急了,就大喊大叫:”要带路,你们把我捆起来,抓上好啦!“老乡一个劲儿地朝我们使眼色,让我们捆起他。我们懂他的意思,他也是怕惹来杀身之祸而做给别人看的。可是让解放军捆着老乡带路,那不成了日本鬼了啦?……你说。这种仗可怎么打法?”
张绍基老人描述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初进大别山的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军政处处长杨国宇组织野战军直属机关转移,途中向老乡问路,说话都不敢出大气:“请问,老乡,这里离泼皮河还有多少路?”
不料老乡冷笑,乜斜着眼睛回答:“怎么?这块地方已经让你们折腾得‘箩里精光’(谐指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啦,还想再利一次皮啊?”
噎得杨同宇尴尬至极。
中秋前夕,独立旅旅长张才干借宿于一农舍,房东母子脸色难看,态度冷淡。
老太太说:“我就是怕呀!每逢八月十二我就害怕。第一次红军离开这里是八月中秋、第二次新四军走了也是中秋。你们一走……唉”‘
张才千默然无语。他就是原新四军第5帅的,去年中原突围时离开了大别山。他知道部队撤离后,老百姓好惨。他知道这里国民党地主武装凶狠毒辣,至今仍四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他知道那。“黑三天”对大别山人民意味着什么。就在离此地不远的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四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鍬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因此,他更知道此时此刻此地,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必须拿出行动!
然而,行动义是何等的艰难。
战士们这样形容大别山:
“一明两暗,马桶吊罐。莫(没)得莫得,可怜可怜。”
这段顺口溜的前两句说的是大别山的民房,后面说的是老乡见到部队,跑个脱的先摊开双手,问什么都答“莫得莫得”,问急了就答“可怜可怜”。
河南、山东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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