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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中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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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船,还要用它训练水手。由于国民党封锁河面,禁止一切航船,造船坞只有先挖引河,从渡口挖起,一直拖到靠近村庄、树林的隐蔽处。这是一项大工程,一个船坞一条引河,仅范县就动用了5000多人干了半个月。
5月,冀鲁豫区党委向范县、台前、寿张等八个县发出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水兵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两斤半小米,每人发两套单衣,衣褂上印有“水兵”二字。水兵训练都在引河里,分设七个航运大队,每队600人、30只船,起居行动全部军事化。
与此同时,沿河11个县还掀起了参军热潮,向部队输送兵员达3。7万人。
进入6月,渡送大军的气氛就更浓了。各县各村开展了紧张的支前运动,做军鞋、磨面粉、腾房屋、组织担架队……
44年后,笔者来到范县采访。县党史办主任张瑞雪说:
“那一年人人忙渡军,家家忙支前,村村的石磨嗡嗡响。俺家爷爷进了造船厂,二叔和爹当了水兵;娘白天磨面,晚上做鞋。当时我才12岁,老师领着我们给伤病员送水、洗绷带。家里的鸡下一个蛋,俺娘就叫我给伤员送去。
“俺们范县是老根据地,1945年就解放了,群众觉悟高。敌人的飞机炸它的,俺们干俺们的。有一天夜里,一个炸弹扔在村东头,一下子死了14口;一个叫张玉林的,全家只剩下他和妹妹,他把妹妹往亲戚家一送,照样当他的水兵。
“俺们县的主要渡口有林楼和李桥。6月29日,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渡河准备。乡亲们拆了门板、祖宗的祠堂,去垫渡口。怕船互相碰撞,抱了被褥往船帮上绑。为了渡送大军,俺们县受伤的就不说了,光烈士就上百人。”
我们到了台前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说,他的大伯和父亲都是当年的水兵,父亲在渡河时伤了腿,成了残废。
说起孙口,他说那是个古渡口,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为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当年很繁华,村民也很复杂,国民党的区长、县长都是这个村的人,光大大小小的“司令”就出了六个。虽说1947年解放了,仍是不平静。可是那一年渡送了几万大军,一点事没出。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清查户口,封锁消息,控制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保证大军安全渡河。
我们到了孙口渡口。
今天的孙口已经修建了气派的轮渡码头,是黄河下游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黄河悠悠荡荡从孙口流过,宽阔的水面迷迷濛濛,浑然一片,虽没有当年的惊涛骇浪,仍不失大河名流的伟岸气派。
在距码头200米,我们看到了一尊高大的青色石碑。它矗立在大堤之上,朱红的大字十分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孙口渡河处”。
这古老的渡口,刘伯承、邓小平在此渡河;陈毅、粟裕在此渡河;第四野战军结束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将军们、英雄们也在此渡河。
孙口,可谓将军渡、英雄渡。
李桥渡口在范县境内。从县城到渡口过“白衣阁”、“孙二娘店”,便到了黄河大堤。
堤上亦建了高大的石碑以示纪念。大碑左右是一片参天的柳树林;李桥村坐卧在大堤下的柳树林里。
我们下了堤,想找当年的水兵谈谈。
村头第一家就是当年河防指挥部刘茂斋司令的家,堂屋正中挂着刘茂斋的遗像。他的儿子刘俊文是当年出色的水手,遗憾的是他到济南看女儿去了。走出刘家的门,遇上一个背草的老汉。我们打听当年的水手,他捋着白胡子,笑了,说:“我就是。我大哥、二哥都是。”又指指一个拄棍的老汉:“他也是,还得过银质奖章,是个老功臣哩!”
豫北的百姓憨厚,又秉承了祖先的豪爽。见来了两个外乡人,下田、回村的人都停下脚,凑过来。听说问1947年渡送刘邓大军的事,60岁往上的人就像讲昨天的事,一天一天、一件一件地摆开了。那个拄棍的老汉也蹒跚地走过来,旁边的人说:“他八十七啦,叫王家立,耳朵聋了,啥也听不见。”
王家立耳聋,但能说话。他挤进人群,用手比划着:“刘邓大军过黄河那年,俺送的是第二船,一个晚上俺冲了17趟!”
老辈人把摆渡黄河称作“冲”——顺流疾驰,冲黄河。
不明白王家立怎么知道大伙谈的是渡军的事。也许,他是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感觉到的。那是一种激动、自豪、悲壮,互相碰击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当一个人、一个村、一个集体念及他们最辉煌的事情时才会出现。
一位独臂老人说:
“我是1938年的党员,叫刘明贤。渡大军,我头一个报的名,为争撑头一船我还跟聂言金打了一架。
“那年整个7月飞机天天来,蹭着俺李桥村的屋脊飞,炸弹坑三间屋子那么大,一炸就是几十口。俺这胳膊就是那阵炸掉的。”
老人手里拎着一块猪肉,大概刚从集上回来。见我们注意到了他手里的肉,他说:“明儿是俺的生辰,整七十。割点肉吃吃。”
他哈哈地笑着。
“平时不吃肉吗?”
他摇摇头:“庄稼人,哪有那闲钱!”
抬头看看李桥村的房舍。没有一幢楼房,新瓦房也不多。
“那一年7月17日……”独臂老人突然想起什么,兴奋地说:“大军们渡完了河,刘邓给俺们沿河几个县的水兵下了嘉奖令,还犒劳每个人猪肉一斤哩……”
44年过去了,他们不忘属于他们的光荣,甚至还记着那一斤猪肉的犒劳。
这些当年的水兵、水手除了自豪,心底还有苍凉。
他们把革命送过了河,但觉得革命似乎把他们“忘”了。只有县党史办需要当年渡大军的材料了,来个工作员,开个座谈会,给老头子们散几根带把儿的烟。
再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或搞电视剧什么的。来了,询问一番,再感慨一番,任什么问题也帮他们解决不了。但是,他们还会把他们知道的,详尽地、不厌其烦地说出来。说出来“痛快”,只是心底有些空落落的。
也有不愿谈的。我们曾为找沙河涯的孔月仙,从河南的台前县跑到山东的阳谷县,又从山东阳谷跑回河南台前。
1947年渡河的时候,刘邓就住在她家。那时她是新过门的媳妇,执意把新房让给刘邓住,自己住西厢房。刘邓不肯,一个住了西房,一个住了东房,堂屋仍让孔月仙住。
那天我们终于找到了孔月仙。天已经黑了。孔月仙躲在厨房就是不出来。她说她谁也不见。她家房子四处漏雨,都快塌了,想拆了重盖,上面说是革命文物,不让拆。既是革命文物,也该修缮一下,可是也没人管,弄得60多岁的孔月仙一下雨就往闺女家跑……
我们闯进了台前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陈述了老水兵们的愿望和要求。
贤达的县委书记并没有怪我们“多事”。他诚恳地说:
“……如果我满足了水兵的要求,磨面的找上门我管不管?还有造船的、修路的、抬担架的、做军鞋的……说到底,我们县太穷。才不吃返销粮了,可还是个贫困县。
“对你们说这个,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要说一句,请你们三年后再来我们台前县。那时候请你们再各处走一走,听听老辈人的反应,会和今天不一样的。
“我敢说这话,不是我有多能,而是我手里有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县委规划三年后经济翻两番,如果京九深(北京——九江——深圳)铁路开通了,我们县在铁路线上,那就不是翻两番了。全县富了,水兵们也富了,造船的、修路的……都富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从根儿上说,也是刘邓大军前仆后继渡黄河的目的。你们说对不对?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说刘邓大军的黄河没有白渡……”
第3章 横阵造势
鲁西南 黄河南岸 1947年7月2日
刘邓大军第1纵队自孙口、林楼横渡黄河,一刻未停,随即以每小时20华里的强行军扑向百里外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郓城。
七月流火,广阔的大平原上无遮无挡。路上的土晒得滚烫,战士的脚板蹭过去,一步一串白烟,整个队伍像走在烧红的铁板上。
无垠的田野上,一人高的高粱散乱地倒在地上,已经枯萎。成群的乌鸦在啄食未成熟的黍米。棉花、绿豆、红薯、瓜藤皆连根拔起,没有生命的藤蔓像死蛇盘蜷在褐色的土地上。大群苍蝇呼地飞起,呼地落下,嗡嗡嘤嘤,吮吸着已经溃烂的生瓜……
战士们都是庄稼人的孩子,庄稼对于种田人意味着什么,在他们幼年跟在爹娘身后拾麦穗的时候就明白了。眼前这一片干枯的失去生命的高粱、豆子、瓜藤使他们心疼。
一个老汉坐在砍倒了高粱的荒地里,呆滞的目光一直望着急速行走的队伍。忽然,他往地上一趴,又滚又爬,拦住了一匹栗色大马。
马上是第1纵队司令员杨勇,他连忙下马。
“给俺报仇哇!”
老汉痛哭流涕。
杨勇扶起老汉。
老汉叫韩起义,是韩庄的。他指着荒野说,高粱长高了,眼看穗子晒红,曹福霖的队伍来了,下了命令,限期五天,把大路两边五里和县城周围10里以内的高粱拔尽,违者按军法治罪。这里的大平原,大路像蛛网一样稠密,大路和大路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超过一里。这等于说,要把所有的高粱全部拔光。他们的理由坦白而简单:高粱隐眼,共军来了望不见,国军撤时也不方便。
鲁西南地质不好,百姓世代以高梁米为食,以高粱杆为燃料。拔了高粱就等于砸了饭碗,断了炊烟。而且拔的还不止高粱,连谷子、豆子、红薯、瓜藤都得拔,因为这些东西“跑时绊脚”。
命令下了三道。第一道说:如果不拔,一棵高粱罚一颗子弹。第二道命令说:一棵高粱罚一支枪。第三道命令说:三天不拔就枪毙。韩起义老汉的五弟是个硬汉,他说:“拔也是死,不拔也是死,就是不拔!”他带头不拔,村里有28户没有拔。结果在第三天头上,一家拉出一个男人,绑在一起,活埋在他们的高粱地里……
韩起义老汉哭诉得死去活来,他指着远处一棵独立的枯干高粱:“那是俺们做的记号,俺五弟他们就埋在那……俺们天天烧香,盼着你们早点过来解放……盼着你们报仇……”
杨勇安慰了老汉,跃马扬鞭,奔驰而去。
一会儿,口令传下来:“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郓城!”
去年,部队也是这个时候来鲁西南。这儿的老百姓和太行山的老百姓一样,亲得很。火热的天,他们冒着炮火把西瓜一直送到战壕里,堆得吃不完。妇女们给伤员洗血衣、喂饭;伤势重不能进食的,她们就挤出自己的奶汁一匙一匙地喂。第1纵队第2团的张玉楼就是这样被救活的。这次行军路过那个村,他向连长请假,执意要去看看那位大嫂。连长给了他10分钟。10分钟后他哭着回来了,说大嫂被曹福霖的兵糟踏了,跳了井……
队伍无声地在鲁西南大地上疾进。
杨勇的日本种大洋马四蹄生风,扬起漠漠黄尘。
杨勇是湖南测阳人。对鲁西南,他有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率部来到这里开辟根据地,出没于水泊、平原之间,与鲁西南的山山水水、乡里乡亲结下了生死之情。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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