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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后来呢？”
　　“后来，敌人又点了两批出去，都押到了松林坡。剩下的敌人来不及了，就把我们全部都集中到楼下的牢房里，用机枪和卡宾枪扫，最后特务还进去补了枪。我是在敌人补枪之前，拉了一个死人挡在前面，子弹从我的脖子这里擦过去的。”说着他偏起他的脖子，我看见一条深深的伤痕，都已经结了血痂。
　　我还要问什么，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嚷，接着就听见了梅侠的哭声。我奔出去一看，一个矮矮的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站在梅侠的身边，梅侠拉着他的手，哭得死去活来。一青拦住我说：“诗伯，你让她哭哭也好。作仪牺牲了，她盼了那么久，哭哭心里好受一些。”
　　我咬咬嘴唇，没说什么，扶着梅侠到里面坐下，那个年轻人也跟了进来。我说：“你和作仪关在一起的？”
　　他点点头，说他叫刘德彬①，和陈作仪都关在牢六室。我又问：“作仪牺牲了？”
　　他又点点头说：“他要不是为了掩护我们，也许还不会……敌人扫射的时候，他躲在门后的死角处，没有受伤，可是后来跑的时候被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没法跑了，就对我们说我来掩护，你们快跑，说着竟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敌人大声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脚啊？有本事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全家陪着梅侠，到渣滓洞去认领尸体。
　　重庆的冬天，灰蒙蒙，雾沉沉。梅侠抱着她的儿子，她那个还没见过父亲的儿子，走在我们中间，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牢八室的牢门前站住了。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突围时推倒的那堵有缺口的墙，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卧着一些像木头一样的桩子，仔细一看，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全都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出是谁，或者不是谁。
　　刘德彬和几个逃出来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当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也许这一具，就是他，就是你的陈作仪……”
　　梅侠低头一看，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的尸体，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长的焦糊糊的东西。作仪他一个堂堂正正英气勃勃的汉子，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浇了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举眼望去，荒草之中，牢门内外，遍地都是尸体，都是烧焦了的、和整座监狱一起、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被烧焦了的尸体。什么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燃烧后的汽油味和浓浓的血腥在空气中弥漫。苍苍茫茫的歌乐山，默默地站在这个被烈火烧毁的世界背后；在它的后面，还是山，是云遮雾绕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初升的朝阳透过云雾，把山头涂上了淡淡的血色，像一座座汹涌起伏的血的浪头。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玉璧，还有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唐俊清……还有竹栖，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不认识的人，都踩着这些山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不断地倒下，他们用自己的尸骨，为我填起峰谷，托着我和我的孩子们，走到了今天。
　　我转过身来，前面已经没有山，没有了横亘的遍地尸骨，没有了浓浓的血腥。烟波浩淼的长江上，传来船工们沉沉的号子声，千舟万舸正挂起云帆，直济沧海。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邓照明同志的那句话。刚刚随着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的邓照明和黄友凡，昨天紧紧地握住我和一青的手，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还活着啊！”
　　是啊，我们还活着，好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到了黎明，我们看到了黎明，而他们，却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雾散了，柔和的阳光铺洒下来，把一座莽莽苍苍的歌乐山，照得清朗而明丽。
　　后记
　　陈联诗是我们敬爱的外婆。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做种种努力，要把她和外公廖玉璧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待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完成了这部书时，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从外婆口述它算起，整整过了三十七年。
　　此书写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外婆的遭遇，就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了。解放以后，她任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期间，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曾经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亲人、献出了自己一生心血的外婆，一下子失去了她视若生命的党籍，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却没有因为这样的不公正而颓丧。从妇联出来之后，外婆被派到小南海金戒山劳动教养院工作。当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患着肺结核病，为了工作，每天要上下一千多级石梯。一年以后，她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由当时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奔走呼吁，外婆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她又拿起了放下多年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她以画花鸟和仕女见长，尤其擅长画蝴蝶。她画的“百蝶图”等曾参加全国美展，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文联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她还努力学习俄语，想圆当年没实现的赴苏联学习之梦……可是最令她魂索梦绕的，还是那支不屈不挠的革命队伍，还是我们的外公和牺牲在华蓥山下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们。她要把这一切说出来，写出来，这个想法得到了邵子南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组织安排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杨淑敏、傅德岷记录外婆的口述回忆材料。当时的重庆作协曾打算抓紧将她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多年艰苦的斗争生活，摧残了外婆的健康，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她付出了全部心血。
　　她晚上想，白天讲，不停地讲了好几个月，直至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两个月之后便因淋巴癌与世长辞，享年仅六十岁。这个时候，华蓥山游击队的斗争还没有被承认，外公的“身份”尚未确定，许多游击队员及亲属还在蒙冤受屈，连外婆最疼爱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成了“右派分子”，在她临终前也未能见上一面。外婆拉着我们母亲的手说：“你爸爸的血，还有你那么多叔叔伯伯的血，都白流了吗？”“难道我这个为党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到死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有那部书稿，你们一定得整理出来，要不然就对不起我和你爸爸，也对不起华蓥山的那么多牺牲的人……”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外婆去世后，正当省作协将整理外婆的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来四川组稿，副社长韦君宜同志决定由该社组织出版。于是由四川省作协的负责人沙汀和艾芜两位老作家主持，将我们的父母借调到作协，整理这部书稿，同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刚刚“摘帽”的“右派”作家扬禾。这期间，父母还多次去华蓥山地区采访，收集到不少宝贵的文物资料，如当年作为联络暗号的破毡帽和手杖，苏维埃农协会成员的名单……最珍贵的是当年的老交通员魏银安保存的外公一九二五年的照片的底片。他取出来交给母亲时，含着眼泪说：“这是一九二八年陈三姐交给我的，现在物归原主，我也算对得起廖大哥和陈三姐了。”
　　春去秋来，两年过去了，一九六四年一月《华蓥风暴》初稿终于完成。由父亲和扬禾这两个“摘帽右派”整理一位被“劝退”的“老革命”的回忆录，其心理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书稿初成，其魅力吸引了许多人，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都打算将其改编成电影。
　　正当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准备修改的时候，“四清”来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风暴，将一切都搅得变了样。加上江青的一句“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不但书出不成了，我们本来就倒霉的这个家，又因为这部书稿雪上加霜。家里多次被抄，材料大多散失。母亲牢记外婆临终前的话，四处奔走告状，最后忧愤成疾，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为此伤透了心的父亲，从此也就断了念头，再也提不起笔来。
　　时间到了一九九五年，我们也到了当年父母整理书稿的年龄。抢救这部书稿，恢复华蓥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应有的地位，为外公外婆和千千万万的先烈们树起一座精神丰碑，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肩上。好在这些年来，许多人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文革”中，茅盾先生曾暗地托人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取出《华蓥风暴》书稿，寄还给我们，并嘱之“幸原稿尚存，当俟诸它日”。“文革”后，岳池县、重庆市、四川省的党史研室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为华蓥山游击队和牺牲的烈士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为我们的外公补发了烈士证书；同时重庆市委也为外婆公开平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六年，由岳池县政府和重庆市文联出面，在家乡为外公外婆举行了隆重的合墓仪式，前文化部副部长吴雪和许多老同志都专程到会，表示祝贺。
　　于是我们又拿起了笔。除了全家在十年浩劫中拼死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和那套由茅盾先生寄回来的《华蓥风暴》，年逾古稀的父亲还日夜兼程，赶写出十多万字的材料，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指导我们参阅大量的党史、文史资料，完成了这部书稿。书稿带到北京之后，立即受到老作家陈模同志的支持，将它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并从全书的立意、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增删等方面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这部书还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陈浩增同志的重视；副总编郑一奇和责任编辑刘艳丽同志，对该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为我们的创作和修改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相信这部在许多人的关怀和希望中产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对人们了解华蓥山区革命斗争史、了解那个时代革命者的精神风貌，都会大有益处。
　　鉴于时代久远，事件人物繁杂众多，尽管外婆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我们也查阅了上千万字的历史资料，还采访过许多人，仍然难免疏漏，此书也一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好在这本书的魅力，在于书中女主人公本身的真实性，在于她的那些传奇感人的故事，在于她那令人钦佩的百折不挠的超越了历史局限的崇高精神，因此我们相信会得到读者谅解的。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代表九泉之下的外公、外婆和母亲，也代表我们全家，谨向在写作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向曾给予我们指导和关心的茅盾、沙汀、艾芜等文学巨匠；向张秀熟、漆鲁鱼、李维、肖泽宽等老同志；向罗广斌、刘德彬、胡康民、高缨、王志秋、沈伯俊等老作家和专家以及许许多多提供过资料、给予过帮助的同志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林雪　林民涛
　　1995年7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