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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裂-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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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北京，”谭嗣同说，“和我约定今晚来访的，便是此人！”
“噢？”易君恕又是出乎意料，“你和他认识？”
“也不过是一面之交。他久居香港，也常到内地走动，去年他到湖南拜会张之洞，我就是那时候和他认识的。这次，我刚到北京，就收到了他的帖子，说有要事和我相商，”谭嗣同说着，看了看窗外，院墙已经被夕照染红，“现在，他也该动身了。”
易君恕听谭嗣同说到“香港”二字，心中便不禁一阵刺痛。抬头看看外面，见天色不早，便阖上手中的书，说：“兄长还要会客，我就告辞了。”
“不妨，不妨，”谭嗣同忙说，“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你完全不必回避，和他认识认识又有何不可？”
“嗯……”易君恕便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心中泛起一股复杂的情感，难以言表。手中这本《甲午战纪》的作者即将来访，不能不说对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林若翰那来自香港的英国传教士身分又使他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见与不见都无关紧要了。他本想走开，无须勉强留在这里奉陪那位“鬼子大人”，但和谭嗣同刚刚见面，满腹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却又舍不得离去。几个月来，他在孤独之中苦闷、彷徨，听说谭嗣同在湖南与梁启超等人办时务学堂，创《时务报》，倡导维新，鼓吹变法，中国十八行省，湖南开风气之先，令他十分向往，只恨山重水复，无缘相见；今天，谭嗣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犹如黑夜中看到了亮光，焦渴中遇见了甘泉，他有多少话急于倾诉啊！
“好吧，在客人到来之前，我们还可以说说话儿……”
“君恕，”谭嗣同望着他那异样的神色，说，“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唉！”易君恕叹息道，积问已久的胸中块垒又被搅起，两个月前在总理衙门被李鸿章斥退、马家铺挥泪送别邓伯雄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复生兄，见到你，我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残阳西照，酷热已经渐渐消退，路旁的槐荫下吹来一丝凉风。清静的东江米巷，一辆轻快的骡车驶出了巷口。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车辆之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这种小鞍车，它比大鞍车规制小巧，进深仅三尺六寸，行驶便捷。讲究的是山西造轱辘，钉“十”字瓦，摈榔木鞭杆儿，称之为“山西较子摈榔杆儿”。车厢上为穹顶，下置栏板，又有内帏、外帏，一年四季用料都有不同的讲究。如今时值盛夏，这辆车的内帏已经撤去，只挂熟罗帘子，外罩蓝布外帏，左右的玻璃也换了纱窗。像所有有身分的人出门一样，车后尾上站着一名仆人，车夫则跨坐在车前盘上，熟练地甩着那光滑柔韧的模榔木杆儿鞭子，发出一声声脆响。驾辕的骡子，毛色乌黑油亮“一锭墨”，俏耳，长颈，宽胸，细腰，四条长腿矫健敏捷，碎步小跑，蹄声得得。车轴上装着车箭，这是北京能工巧匠的绝活儿，车跑起来，便传出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连绵不断，犹如京戏场面上的鼓点儿“放丝鞭”。
这辆地地道道的北京骡车，车厢里坐着的却是一位外国人。他已经年近花甲，白皙的皮肤布满细密的皱纹，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一双微微眯起的灰蓝色的眼睛，上唇和下颚蓄着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洁白如银。而他的装束则又是彻底的中国式：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虽在盛夏季节也一丝不苟。美中不足的是脑后没有辫子，瓜皮帽的边缘只露出鬈曲的白发。此人便是英国牧师John ling，和那身中式装束一样，他还有一个中国化的汉文名字：林若翰。
公元1839年，林若翰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美丽的小镇斯特拉特福，那里有葱郁的森林，铺满绿茵的平缓山丘，碧水瀑瀑的艾冯河蜿蜒流过，两岸星罗棋布木结构的乡间民居，还有诺曼时代的老式教堂，青青草地上点缀着雪白的绵羊，牛群缓缓地走过古老的贵族庄园。与繁华喧嚣的伦敦相比，英格兰中部是一片宁静安详的世外桃源，但这才是英格兰的本来面目，被称为“真正英吉利的英格兰”。林若翰的祖上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牧师，他对遥远的东方怀有浓厚的兴趣，曾经打算横渡沧海，到古老的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然而在中国，自康熙末年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长达百余年间，西方宗教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被严厉禁止。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也冲垮了朝廷禁教的法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迫不及待地越过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从欧洲和北美涌入中国，教会势力在一夜之间迅速壮大，超过了以往的几个世纪。
父亲生前没有完成的夙愿，由儿子实现了，1860年，二十一岁的林若翰在神学院毕业，由伦敦圣公会派往香港，在圣保罗书院任教。一到香港，他就爱上了这座四面环水的海岛，只是不太习惯炎热的气候，每天大量饮水，以补充消耗。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这方水土，并已像拚命喝水那样，孜孜不倦地汲取中国的文化。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就去图书馆，教一名管理员学习英文，作为交换条件，对方教他汉文。八点钟才吃早饭，祈祷之后去圣保罗书院给学生上课。数年之后，他的学生以熟练的英文完成了学业，一批一批走出校门，他本人也读完了厚厚的一摞中国典籍，而且从不同籍贯的学生那里学会了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客家话和“官话”，成为一名“汉学家”。
1872年，他被教会按立为牧师，奉命到圣约翰大教堂任职。圣约翰大教堂是圣公会在香港最大的教堂，共有五位牧师，林若翰是其中之一，除了管理教堂内部事务和联络本牧区的教友，他还有充裕的时间研究学问和外出传教，从香港到内地，足迹遍及华南、华中和华北，并且几次进出京城，和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有过交往。1876年到1879年，直隶、山东、山西一带连续三年大旱不雨，颗粒无收，俄俘塞道，哀鸿遍野。于裂的华北大地上，林若翰匆匆奔走呼号，把募集而来的十余万两白银撒向人间，嗷嗷待哺、濒临倒毙的饥民望着这位黄发碧眼的救命恩人，感激涕零，尊称他为“鬼子大人”！中国人历来以“鬼子”一同表达对外国人的蔑视和仇恨，即便是大清帝国全面衰落、西方教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各地也仍然不断发生捣毁教堂，杀死神甫和牧师的“教案”。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士是以妖术邪法拐骗儿童、诱奸妇女、食人心肝、挖眼炼药、无恶不作的“鬼子”，何曾被称作“大人”？林若翰以其放赈救灾、济世活人的善行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朴实憨厚的北方农民难以表达对他的感激和尊敬，笨拙地创造了“鬼子大人”这个尴尬称呼。黄土地上刮起一股林若翰旋风，身受其惠的灾民们纷纷归附于他的麾下，受洗入教，皈依基督。那是林若翰创造的一项奇迹。188O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接见了他，也可以称得上一项殊荣。
李鸿章对他的功德甚表嘉许，然后问他：“牧师此番赈灾，发展了多少人入教？”
林若翰答：“约三五万人。”
李鸿章又问：“其中有多少读书人？”
林若翰愣了。他的教民，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村妇，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把他看作救苦救难的“活神仙”，却弄不清楚东方的神和西方的神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林若翰手里有一份长长的教友名单，而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认识自己的名字……
见他无言以对，李鸿章说道：“牧师来华时日不浅，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当中，有信佛的，有信道的，而真正穷究其教义者却如凤毛麟角。那些无知愚民，更谈不上什么信仰，无非是伸手要好处，佛祖保佑我如何，老天爷保佑我如何。香火最盛的，莫若财神，那便是赵公元帅保佑我发财了。牧师发展的那些教民，无非吃教而已，一旦无钱可散，便立即散伙。以本部堂所闻，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读书人，那么教徒虽多，又有何用？”
说罢，哈哈大笑。
李鸿章的这番话，只不过是即兴闲谈，但却深深地刺痛了林若翰的心。经过审慎的观察和思索，他终于明白了，中国本来并没有宗教可言。伏羲、女娲、三皇、五帝都不是神，而是中国人的远古祖先。老子和孔子也不是神，而是中国人之中杰出的圣哲。他们的学说不是宗教，而是“道”。“道”便是学问，而学问只掌握在读书人手里，和种田做工经商的人不相干。种田做工经商的人所信奉的“玉皇大帝”、“西天王母”、“赵公元帅”在读书人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是“道”，“道”是他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他们灵魂的栖息之所。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征服中国的读书人，而征服他们的途径又恰恰不是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而是“道”。“道”在中国简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词汇，既可以清静无为地坐而论道谈玄说偈，似乎只是智者的哲学游戏；又可以经世致用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那就已经走进政治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政治的狂热可以说是天下少有，从孔子、屈原、司马迁、李太白、王安石……一直延续下来，他们总是百折不挠地力图把自己所掌握的“道”作用于政治，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当中国失去了往日天朝帝国的地位，神州大地上西风劲吹之时，他们为了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急切地寻找着解惑释疑的“道”
明白了这个道理，林若翰不再云游传教，改弦易辙，返回香港，潜心著述。他的著作不仅有宣传宗教的普及读本，更大量的则广泛涉及国际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科学，通过这些洋洋洒洒的论述，和中国的读书人寻求共鸣。他仍然不时地深入内地，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脱下西服革履，换上长袍马褂；高鼻蓝眼的洋夫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心地和读书人交朋友。近年来，甲午之战使中国跌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渊，而读书人的思想却被这场惨败刺激得空前活跃，林若翰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将到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激进人士脱颖而出，即将取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张之洞之流的位置，左右中国这艘古老帆船的航向。他为此而激动不已，因为康、梁、谭都是他的朋友。现在，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施行新政的诏令少则一日一诏，多则一日十余诏，雪片似地从紫禁城发往全国，在这适宜的气候，林若翰像北飞的候鸟，又来到了北京……
车子驶出了崇文门，顺着护城河沿往西，在正阳门下绕过瓮城，奔上前门大街，到珠市口又转弯往西，朝着菜市口方向驶去……
莽苍苍斋。
易君恕说起两个月前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心潮难平。
谭嗣同专注地听完了他的叙说，感叹道：“香港拓界之议，我在湖南也听到了消息，早就预感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与李鸿章虽无交往，倒是深知其人。他作为曾国藩的高足，不能说没有才学；办了一辈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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