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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知道，印度兵变是心怀不满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动下发动起来的；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国人的损害，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样，义和团运动是秘密排外社团在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的暗中怂恿下发动的一次起义；这些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造诣很深，十分保守（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岁月。这显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强，也不能阻止它们的入侵。西方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诸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便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通过适应来进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如前所述，由于种种情况的偶然结合，日本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并进而能够使自己摆脱西方象强加给中国人一样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人还进一步仿效他们的欧洲良师，着手实行一项海外扩张计划：1894…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国帝国，1904—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和第八节）。
　　亚洲一个小王国对欧洲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潜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件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较好的政体。……看来东方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中国”的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象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
　　这一分析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以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东部的中国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鼓舞，尽管当地的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然是更为基本、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些革命的结果既是向欧洲列强的挑战，又是向通常可用来掩饰外国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战。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发的革命，就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起义的极好例子。我们知道，这次革命主要是一场反对西方的经济控制、反对本国卡扎尔王朝无能的、不负责任的领导的运动。我们还知道，波斯革命实质上是由俄国促成的，因为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样，而且暂时阻止了沙皇对波斯改革者的镇压。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结束了阿卜杜尔·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独裁统治。这次革命明显受到了俄国和波斯早些时候的大动乱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向他的政府报告说：
　　俄国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敌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经纤维都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因为他们看到；“应受蔑视的”波斯人正在试图得到一种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时却由于苏丹的专制统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欧洲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强的监护的威胁。
　　甚至奥斯曼帝国的非洲诸省也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响。例如，开罗的一家报纸时常介绍俄国和波斯的发展情况，并极力主张读者要么去实现“俄国革命的崇高理想”。要么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无地自容”。
　　由于大批穆斯林鞑靼难民为躲开沙皇专制政权的俄罗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涌入奥斯曼帝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得到增强。许多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就已来到这里，更多的人则是由于革命失败之后的反动统治而流亡到这里。难民们随身带来了革命的文学作品、报纸和小册子，这些东西在土耳其广泛流传。
　　我们知道，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于1908年7月展开起义的旗帜，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动起来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他们希望废除年迈的专制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权力，因为哈米德对变革的坚决反对正危害着帝国的生存。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担心英国和俄国将象瓜分波斯一样把奥斯曼帝国划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
　　与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君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兰那样自由地、专横地行动。在波斯，一旦英国和俄国联合行动，革命事业就注定要失败。但是，其他许多列强也对奥斯曼帝国感兴趣，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推翻苏丹，成为帝国的主人。然而，由于诸从属民族的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由于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诸国及协约国的一系列战争，他们为使帝国西方化、为使帝国复兴而作的种种努力却遭到了挫败。有效的西方化必须等到土耳其共和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之时再实现。
　　在亚洲另一端的中国也经历了反对西方干涉和本国软弱领导者的革命。既然是这样，俄国败在日本手下的惨状就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此外，中国有大批学生在日本留学：1905年有8000人，19O7年达17860人。因而毫不奇怪，孙中山后来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继这场战争之后的俄国革命也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国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国的事件看作是满清王朝可能要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他指出，沙皇俄国——“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已无法避免革命。他断言，既然罗曼诺夫王朝所处的地位比清朝所处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有立即进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满族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结果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一场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11年的起义之后会出现几十年的混乱和苦难。但这里所要指明的一点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时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样，是要采纳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则较少地受到这些年动乱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动乱的中心，而且也因为英国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抑制动乱的影响。然而，即使是温和派领袖达达巴依·瑙罗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国民大会党提出了下列尖锐的问题：
　　正当日本已经觉醒、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俄国正在为摆脱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时候，英帝国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还能继续处在专制政治的枷锁之下吗？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有时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亚，一些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正开始要求摆脱英、俄统治而独立。这种挑战有时又是间接的，矛头是对准衰弱的奥斯曼王朝、卡扎尔王朝和满清王朝，因为它们未能击退西方的入侵。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国王反对伊朗议会、支持保守的袁世凯反对激进的孙中山。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这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在一封致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把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个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结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厂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则稳步上升。从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国家以一定数量原材料所能获取的制成品数量下降了40％　。
　　这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关系”的入超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