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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快，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视而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没卖给你。”
　　“是你先和别人演的，凭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我越想越气，也开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儿晚上，所有演员都在演播室二楼的咖啡厅等着上场。工作人员通知我节目快到了，我就顺着楼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黄宏沿楼梯上来。
　　在这之前，有很多次我们俩“狭路相逢”，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所以这次我也没打算搭理他，面无表情地只盯着脚底下的台阶。黄宏却突然站住了。
　　“嘿，你过来一下。”他朝我勾勾手指。
　　“什么事？”我冷淡极了。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他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悄悄话。
　　我没好气儿地走过去，不耐烦地说：“干吗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声说啊？”
　　“再近点儿，特重要！”他说。
　　我把耳朵凑过去，“说吧！赶紧的！”哪知他冷不防“啵儿”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去！讨厌吧你！我发现你这人特没劲，我特恨你！你小心眼儿！”我推了他一把，哈哈笑起来。再看黄宏，那大嘴咧的，那眼睛眯的，满脸都是开花褶子！
　　后来这些年我们还真的没再有机会合作过。但无论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什么忙，我都一定不会推辞。我们有什么痛苦或彷徨，都可以向对方尽情地倾诉。他为我总结出16个字的“高度评价”：极其聪明，极其懒惰，极其善良，极其多变。他知道我如何遭遇生活的低谷又是如何走了出来。这份情谊已经随着某一段历史一起被定格，永远不会抹去。
　　“不学有术”赵本山
　　本山说，他跟我初次相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一起打过扑克。我毫无印象，说他胡诌。他急了。
　　“那咋是胡诌呢！你那时候那白的，那漂亮的，我瞅谁跟谁说。有一回，你玩着玩着就晕过去了，就搁我跟前儿。”我一听，这段还挺靠谱。大夫说我那病叫做青春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随时可能发作。看来我们真是一起打过扑克。我刚演完《寻找回来的世界》，算得上小有名气，而他还是无名氏。那么他记得我我不记得他也还说得过去。
　　我印象中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前后。为了一件什么事他来我家找我，说话口气挺大：“嗬，你家还有辆汽车，卖给我呗！”据说那时他在东北已经火了。
　　然后的几年有关他都是空白页，匆匆翻过，时间便到了1999年年初，他打电话给我要和我一起上春节晚会。这是我第一次和本山合作。他，老何，导演张惠中、小崔还有我每天在一块儿侃剧本，攒包袱，老何做执笔人。
　　本山是喜剧天才，一个巨大的包袱库。但他在“包袱”方面对我十分礼让，因为他知道凡事要好玩儿，我才愿意干，觉着没劲了我扭脸就走。他总是指示老何：“别都给我包袱，给她啊。要不她还真走！”为了逗我高兴他经常对我满口“奉承”：“那丹丹那家伙聪明的，拿50车猴儿都不换！”闻言我先生给我封了个爵位　——五十车侯（听起来有点儿像日本的）。
　　狗年的大年三十儿是2007年2月17日，我等他来北京筹备“春晚”节目等得望眼欲穿。因为演小品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创意方面我得指望他。当然我们的合作也十分互补，他负责提供资料，我负责鉴赏这些资料的“行”与“不行”。
　　大概离春节不到10天的时候，他来了。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丹丹，见亮了！”他是说剧本有眉目了。
　　我喜不自胜，让他给我念念。念完我说：“哎呀妈呀，见啥亮啊？还不如上一稿呢。这是见暗啦，没戏啦。”剧本里我俩还叫白云、黑土。我们家的公鸡下了蛋。牛哥是一个策划，认准了这事儿能炒大，就来游说我们，让我们配合他的炒作说假话。
　　最初我们设计了一个老两口接受记者采访的情节：安排几个记者在台下问我们公鸡下蛋的事，我们在台上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样设计情节就存在一个问题：观众一会儿看我们，一会儿看台下，太乱。但假如不安排“记者提问”这个特定情境，就没有老两口说大话说假话的时机，整个节目就不好玩了。
　　这个矛盾令我们很是头疼。本山请来几个真正的策划和他们聊，有一天聊到夜里1点多，仍然没有碰出火花。我只好提前告退：“本山我不行了，我走了，头太疼了。”
　　“行，你走吧。”
　　“那你可得给搞‘亮’了。”
　　“放心吧，咔咔地。”
　　他老说“咔咔地”，大概就是“没问题”的意思。约好第二天下午2点我再来找他，他通常是从凌晨睡到那个时候起床。
　　第二天下午1点左右我就到了。我想我来早了，他肯定还没起，但我意外地发现他的房间门开着。
　　我站在门口冲里面喊了一声：“脏吧唧！”
　　“脏吧唧”是我赐他的雅号。他儿子和女儿小时候总说他：“爸你别上炕，脏吧唧的。”并且在相处中我发现他的确爱把周围弄得乱七八糟，吃饭像抢，东洒西漏，搞得碗边一片狼藉。估计是小时候饿怕了，生怕这一口不赶紧吃接着就没了。每回坐他旁边吃饭我都胃疼。
　　喊了一声“脏吧唧”后没人应声。我伸脖子一瞅，床上没人，被子也乱着没叠。我很奇怪地走了进去。屋里有一块黑板，平日我们侃大山的时候若有突发灵感就记在上面。这时我看见黑板上赫然三个大字外加三个标点：“见亮了！！！”我一阵狂喜，奔到走廊上：“脏吧唧！哪儿呢？在哪儿呢？”
　　“这儿呢！”本山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应着，“见亮了！”就在我走以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解决了之前小品结构上的重大问题。只要让牛哥演的“策划”扛着摄像机去老两口家“采访”，老两口“开机”就对着镜头说假话，因为录像带是要放给别人看的，“关机”就恢复正常，在自己家里说实话，这样就不用安排“记者”坐在人堆儿里提问了，而且该有的“包袱”一个也不会少。
　　为了这个点子，本山和作者他们兴奋得连喝三瓶白酒，直喝到早晨六点。我不得不承认他真是个天才。
　　这回跟本山一起排练，我突然体会到黄宏当年跟我合作《超生游击队》时的苦恼。不知是年岁不饶人还是身体不盯劲，他动辄“跟个孕妇似的”，让我感到跟他合作“太困难了”。
　　“丹丹，我半拉脑袋疼。”他低着头捂着脑袋。
　　“那你是不是得睡会儿？”
　　“必须睡会儿。”一觉醒来后，“丹丹，太饿了，都4点半了。”
　　“4点半你就‘太饿了’？你中午吃了好几碗呢！”我惊愕地看着他。
　　“不行了，这一上了年纪，就仗着嘴壮了。”不过别看他在台下事儿多，要吃，要睡，台词说得上句不接下句，情绪也总拿捏不好，让我操够了心着够了急，一上台他什么都好了，台词一个字儿不带错，演得‘岗岗地’。
　　“和本山在一起永远那么放松，口无遮拦。拿他开玩笑，轻了重了他都不会介意，也不会让‘包袱’掉在地上。我永远敢在他面前说最诚实的话，诸如‘那个小品你演得真臭！’‘你这样不对！’‘你太过分了！’……他从来都‘惯’着我，像个大哥哥。”
　　有的人读过很多书，却不明事理，本山却是一个不必读书的帅才，常常无师自通。我们在一起演小品，他在角色中倾注着他对生活的认识，带着感情。他的企业做得很大，很成功。因为本山，我相信天底下一定有一种人是“不学有术”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