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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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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粬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200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了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至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9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9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9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子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了一份简单的坦白,只二十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8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四五十个人,觉得太不慎重。现在把我杀人经过一一写出来,我的心便忐忑起来。
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①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这两家再给我送钱,我怎么办呢?索性不告诉他们。我把密告信,及情报一烧,装作不知道。现在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了,王恒烈能到小红楼上来,说明不是一般干部。我早已知道他在长春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为我只会跳舞、吃饭、吸鸦片呢。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我杀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邀功”。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写了半个月,150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矛盾。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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