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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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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做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罚,我感到上下不一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6月底的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这些日子你的思想很消极,什么材料也不写了,也不请求谈话了,你就这样争取吗?你不请求政府谈话,我找你来谈话,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监号内不守制度犯了错误,受到处罚是应该的,论我的罪枪毙也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我认可枪毙,也不能接受侮辱性的处罚。脚镣,刑具在某些犯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对我不起作用。这一点有些政府人员是不理解的。
  郭股长接着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先回去想一想,明天再写。我回到监房想了一天。对于争取的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一番,“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这个方向不应改变。现在正在争取的路上走着呢,还没有盖棺论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废,要大步赶上前去。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这部分材料写好。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40多岁,在工作上归22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小灶,每天与分局长一块吃饭。这些话是两个看守战士在窗户前耳语被我听到的。
  我在屋里想,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才侠与依平(大老婆与二老婆)最近怎么样?父亲的身体如何?这辈子还能不能与他们见面?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别人跑了,我不跑,结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我就是这样处境。有一次一个干部对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的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如何写材料,如何争取的话。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开完会回到监号,由于过分的激动至半夜仍没有入睡。郭股长说话算数吗?这是命令,还是公告?也许是随便说一说?大概是代表政府发表的谈话。我看他不会随便说,因为有这么些犯人听着,将来不兑现,与他自己也不好,对政府更不好。
  8月底郭股长把我提出去,对我说:“把你和印匡时,翟丕翕提出来写材料。军统的全部材料,由你执笔。”
  我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不行,还要提几个人,才能把这部分材料写全。现在这些人还在,如果他们走了,那就不好办了。三个人也是写,十三个人也是写,多提几个能写好。”
  “那么,再提什么人呢?”
  “刘文白、张锡德、孙静修、李海涛、张兆丰、李秉一、陈青波。”我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把陈牧也提出来吧,他也能写。”翟丕翕建议。
  郭股长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陈牧表现得不怎么好。这一点翟丕翕还不了解,所以他才这样发言,结果郭股长没有理会。
  “好吧,你们三个人先在这屋酝酿一下。”
  郭股长推门走出去了,屋内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我问印匡时:“你怎么来的?”
  “解放后,我与张锡德到兴安桥的解放团,从解放团解到公安局,也是报到的。没有改名。你来到这,我们都知道,你戴镣我也知道。你从楼上搬到楼下,一咳嗽,我就听见了。现在你的镣下了,我这副镣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下呢?”
  我又问翟丕翕:“怎么你也戴上镣了?杨成荣什么时候走的?陈哲呢?邱明瑞到哪去了?”
  “你下楼之后,我被弄到圆楼,就戴上了脚镣;杨成荣在春节之前走的;陈哲与邱明瑞都到感化所去了。感化所比这好多了,他们走运了。”
  我安慰说:“我们好好写材料,脚镣就能拿下来。”
  第二天,郭股长把昨天我要求提的人都提来了,我们一共有10个人。他宣布:“写材料算一个小组,小组长由关梦龄担任,副组长由李秉一担任。由关梦龄执笔负责编改。发给你们烟,只能在这吸,不准带回监号。大小便到楼下。”我们分了一下工,先写军统局的沿革,然后写人事、组织、活动、经费。首编戴笠的发家史。大家提供材料,我来编,叫陈青波抄写,他的字写得好。我们这屋整天烟气弥漫。
  写了一个多月,关于特务训练班的材料写得比较充实,特别是那几个大的训练班写得很详细,因为这10个人都是那几个大训练班毕业的。自己身临其境,材料比较可靠。其他材料也很多,整理起来十分费劲。有时候因为一件事的年月日大家争执半天。比如戴笠给蒋介石当中校参谋是1930年?还是1931年?
  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戴笠轶事》,把戴笠生前的一些特别的事例象写小说那样写了出来。比如他的嫖是突出的,只要他看中了,他就要睡觉。军统局职员的老婆,军统局的女特务,他朋友的老婆,以及舞女、电影明星,太太呀、小姐呀,他见过面就找来,找来就过夜。他的嫖也赶上军阀张宗昌了。我把知道的事情列举了几件:
  军统局人事处一个科长叫李修凯,他老婆是家庭妇女,长得有点姿色,住在戴笠公馆的附近。有一天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一眼就看见了李太太,于是就派副官把李太太强制请来,不用说在那过了夜。
  李修凯还有两个小孩,妈妈走了,乱闹。李修凯下班,听说自己的太太被戴笠找去,知道被强奸无讹。他就坐家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才回来。她一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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