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母教师 | 乡村精品合集 | 乡村活寡 | 乡村欲爱 | 乡村春潮 | 乡村花医 | 欲望乡村（未删） | 乡村艳福 | 乡村春事 | 人妻四部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态度太坏。”
　　6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130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40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30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纵队的机要文件300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七军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二月底从市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壁报整理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什么刑，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②，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反革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四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