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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记者。
　　1939年，母亲怀上了我。听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搞新政，父亲很想实
　　地去看看，同时，也为了找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安家，好让母亲顺利生产。
　　家刚安顿，蒋经国便亲自登门造访了，说：曹老师，我这里有一张报纸，
　　希望您能留下来，帮我办好这张报纸。于是，父亲便留在赣州，担任了蒋
　　经国《正气日报》社的主笔，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父亲与蒋经国相识相交；结下了友谊。本来，父亲如果六根不净，凡心未
　　泯，这是一个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好机会，但不管谁来劝
　　说，　他均坚持“平生只做无冕王”　的原则，坚拒参加国民党。他称自己
　　“并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国民党败象百露，父亲到了南京。蒋经国去看他，父亲对蒋
　　说：政府非有大的更张，否则难以为继。蒋经国对他的劝告不置可否，而
　　国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溃。父亲仰天叹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共产党胜利，新中国成立，父亲是高兴和拥护的，但是，要叫他亦步
　　亦超只能写赞美歌颂的应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不相吻合的。此
　　时艾思奇曾作报告，说：新政权好比一堵墙，知识分子好比一块砖，砖头
　　砌进墙里，你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了，砌不进去呢，便只能把你搬开了。
　　父亲想，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哪堵墙都很难砌进去，不必劳动别人来搬，
　　我还是乘早去自谋生路吧。1950年，他下决心去了香港。当然，促使他下
　　决心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民生”问题，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来养活，
　　而他却已失业了。
　　父亲初到香港，开始很艰难。你既然不愿为新中国服务，肯定不是同
　　路人！这是一个简单自然的推理，于是，左派们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后发
　　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从光明中来》，这是已被赤化的证明，于是，亲国
　　民党的右派们又组800篇文章围攻他。　处于夹缝中的父亲左右为难，举步
　　维艰。然而，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又恰恰强化了他非国非共的独立撰稿人形
　　象，他讲话发表文章，客观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亲人在香港，心系两岸，与内地和台湾的许多高层人士仍保持着通
　　信联络。大概正因为他独特的事业背景和多边的人脉关系，使他成为五十
　　年代沟通两岸信息比较合适的人选。
　　能够报效祖国，父亲十分高兴，愿效犬马之劳，他曾说过：我最感痛
　　心的事情就是国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办法达到统一。两
　　边一旦打起来，台湾将被夷为平地，大陆沿海城市也将变成废墟，遭殃的
　　还是国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　邵力子先生一纸邀请函，把曹聚仁请到了北京。周恩来、陈毅与曹氏同乘游艇泛舟昆明朗，品茗叙旧谊，煮酒论时局，美景佳境，尽兴开颜。周恩来一国总管，公务繁冗，很少以这样方式见客，此番破例，从而说明了中共高层对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并希望与他建立一种密切亲近无拘轻松可以无话不谈的私人联系。
　　曹聚仁在他的《颐和园一夕谈》中，较为详尽地记叙了他同用恩来的这次难忘的相聚。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
　　重要演说之后。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
　　“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
　　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
　　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
　　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
　　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郑重说到中共政策，
　　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
　　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周氏的话，只是一种闲谈。因为是闲谈，所以记者特别看得重要，他
　　是把胸中要说的话，老老实实说出来了。
　　1956年10月，曹聚仁二次赴京。这一回，中共方面将接待又升一格：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在中南海恭候。曹聚仁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谈不上受宠若惊，但确实感动不已，曹雷曾多次听父亲说到毛泽东时，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敬佩之情。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曹先生没有留下记录文字，故已无从考证，曹雷只记得父亲说过，他对毛主席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从此要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号。毛主席说，你不妨更自由主义一点嘛。仅此而已。但有几点则可以肯定：毛泽东找曹聚仁是要谈台湾问题；是要具体地阐述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是希望曹聚仁把话传进台湾去。香港报纸披露的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情况可以作证。
　　香港《真报》报道：
　　几个月来，传说中国国民党和红色中国将会和谈的谣言，传遍了整个
　　远东。在香港，谣言集中于记者曹聚仁的头上，他著名于既反共亦反对国
　　民党。在国民党被逐出中国大陆之前，他认识国共双方的许多显要人士，
　　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书。他相信一个独立的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对
　　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情是国民党和中共谈判而得到一个解决。他从
　　北京方面得到讯号，他就写信去给台北的蒋经国，信内说：“在这一紧急
　　时间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他要求蒋经国派出一个彼此熟悉的人士
　　来香港，他呼吁说：“不要让这时机溜了过去。”曹氏得不到答复，他又
　　写一封信，催促说：“有很机密的事情要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沉寂，他
　　再试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诉你几句话，请你谨慎考虑。”“我再要求
　　你，勿让这一件大而难得的时机溜走了。”
　　大事件少不得大记者。　1958年8月和10月，金厦热战时刻，曹聚仁又两度北飞来到北京，均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周故意放话泄露“天机”，将炮击金门的战略部署告之一二，于是，才有了《南洋商报》神通广大提前报道的事情发生。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谈及此事：我们事先让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知道，也要准备他第二日写成新闻去发表。当天，台湾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真，要做防备工作也来不及了。让我们的大记者更出名也好。
　　“也好”二字，道出了毛泽东深层次的思考。笔者一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于炮战决策、进行中，两次邀曹聚仁进京面谈，通过曹把核心军机预先捅了出去，决非可有可无的细节，而是精心设计的一笔。此举目的，既在提升曹氏“此君确与中共最高层保有联络”之知名度，以增加其做台湾工作的权威性；也在向台湾示意：我的重大举措光明磊落，已事先通报，勿怪言之不预也；还在期冀曹氏日后向台湾解释我之真正意图，勿使台湾理解产生歧义，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决”诚意未变，“炮击”实出于被迫无奈，乃为了“以战促和”，并非重又回到“武力解放”　的方针。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对毛泽东10月6日《告台湾同胞书》所提“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有正确、深刻的理解。
　　对《南洋商报》提前一天发布重大消息的考证，人们看到了事情后面复杂微妙生动有趣的背景，我也犹如循径入门、眼前豁然开阔、走进了一处新天地般感到快感。
　　对中共方面1956－1958年发动的和平攻势，国民党方面表面上不为所动，蒋经国站出来对外界所传“曹聚仁为国共和谈牵线搭桥”之说予以辟“谣”：“完全是一派胡言。共产党是谎言者和魔鬼，我们是不会和魔鬼去谈判的”。私底下却继续保持与曹氏的鸿雁往来，不愿将管道切断。老蒋甚至几次三番从海外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摸中共的底，谁又能武断地说老爷子从来就不曾动过心思？然而，到底形势比人强，第三次国共合作并不取决于三几个决策大人物的良心发现善意思维和大梦顿醒幡然彻悟，而是取决于国际的气候、实力的对比、利害的权衡，然后再加上国家道德和民族意识的约束，当以上条件均不具备时，“和平解决”只能与五十年代道一声“再见”。整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大陆先是忍受“三年灾害”的煎熬，又不得不面对“中苏决裂”的考验，继而，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长达10年的“天下大乱”，内部棘手的难题堆积如山，那个岛屿的事情只能放在了一边。台湾呢，先是重新燃起了“反攻”的欲火，大陆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和进入联合国，如同两盆冰水兜头淋下，终于迫使他清醒，基本上消弭了“打回老家去”的梦念，开始了埋头经营自家那一亩三分自留田。就这样，毛泽东与蒋介石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历史性的第三次握手。许多人为此浩叹，其实，当事人本无遗憾，遗憾的只有后人。
　　“统一”被束之高阁，最苦莫过曹聚仁。曹雷女士说：
　　六十年代，父亲未再来内地和北京，但他一直执着地相信，自己在祖
　　国统一事业中，能够发挥某种重要作用。他就那么满怀希望而又没有结果
　　地等待着，等得好苦好苦，他常把自己比作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笔下的“灯
　　台守”，远离故乡只身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知何时能够等到海平线出现
　　那迟来的“航船”。
　　父亲孑然一身，长期在香港，其寂寞孤独是可以想知的，他说过，要
　　是不会写文章的话，他早就变成疯子了。他在垂暮之年，曾给我来过一信，
　　这样说起自己的精神支柱：社会革命，乃是我年轻时的理想。我一心向往
　　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命的路子，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虽违
　　背了对你妈的“永不离别”的诺言，但处在这么伟大的时代，我能天真地
　　开自己的玩笑吗？到了今天，你们也该明白我十九年前的决志南来，并不
　　是走错了棋了吧？
　　父亲六十年代去过台湾，见过蒋介石和蒋经国。具体谈了什么我不清
　　楚。后来听说，周总理曾经说过：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
　　得太简单了，他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父亲就
　　是这样，有些事情认真得近于天真。他恪守的信条是：我的想法、看法可
　　能会错，但决不会明明知道错了故意去做错事。反过来，只要是我认为做
　　对了的事情，我也会义无反顾往前走，不回头。他在一心想促成国共和谈
　　问题上的执拗和用心，很能说明他的个性。
　　父亲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辞世。　弥留之际，他开始说胡话，说的是
　　“我要见毛主席，我有要紧的话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在生命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