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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益州，但到了州界一打听，把他们吓了一跳：益州境内的农民起义闹得正厉害，就靠他们这几个文官，贸然前去必定是送死。
　　前面说过，益州的民风向来剽悍，充满反抗精神。前益州刺史俭贪婪残暴，激起了马相、赵抵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也打着黄巾军的旗号，杀死了俭，后来马相干脆自己称帝，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
　　刘焉等人徘徊不前，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正在心灰意冷之际，好运气来了，从益州传来消息，马相等人被镇压下去，益州基本上平定了。立下这件大功的，是益州刺史部前从事贾龙。贾龙的角色，有点像陈宫、麋竺，是本地人，也是实力派，他们的政治倾向足以影响本地的局势。贾龙平定益州后，听说上级派来的新领导被困在州界，赶紧派人前来迎接。
　　这样，刘焉拣了个大便宜，没有费劲就得到了益州。他把州治迁到绵竹，开始了对益州的治理。刘焉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些本事的，在摆平本土派与外来派之间的矛盾上，可以看出他颇有些手段。
　　当时益州的政治格局分为两大派，一派是贾龙这样的本土人士，在镇压马相起义中立下大功，本应得到回报；另一派是董扶、赵韪这样的外来户，根基尚浅，但占据高位。
　　刘焉本人也是外来户，当时还有大量涌入益州避难的从关中、荆州地区来的人，刘焉从他们中选拔出一支队伍，称为“东州兵”，是外来派的嫡系力量。
　　刘焉本来还不能跟本土派撕破脸，后来由于有东州兵撑腰，他决定先发制人。灵帝初平二年（191年），刘焉找了个借口杀了本土派重要成员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得贾龙、任岐等本土派人士起兵反抗，其实刘焉早有准备，不仅调动了东州兵，而且引进了羌族雇佣军，很快便将贾龙、任岐杀了，本土势力受到打击，刘焉在益州的地位得以巩固。
　　但这是威权之下的表面现象，益州本土势力的生命力依然顽强，他们暂时虽然屈服，来日还将爆发。到那时，益州的政治分野更加复杂，随着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除了本土人、外地人、东州派这些政治势力之外，扶风集团在益州也悄然兴起，大家各怀心事，有劲不往一处使，加上继任者的软弱，终于一步步把刘焉父子在益州经营的基业引向了灭亡。
　　在处理益州内部政治矛盾上，刘焉虽然手段很强硬，但这种“硬着陆”的手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硬伤，也为日后留下隐患。
　　刘焉平定益州后的另一个重大动作是与汉中割据势力张鲁集团的结合。
　　张鲁和他的父亲张衡、祖父张陵都是早期的道教领袖，经过他们祖孙三代人的努力，创建了一支叫“五斗米教”的道教组织。到了张鲁时，他自称天师，以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作为根据地，通过传教扩大势力。
　　汉中郡属益州刺史部，作为益州牧，刘焉有义务对张鲁集团出兵镇压，但他却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合作。
　　刘焉私自授予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职，并且派司马张修协助张鲁攻击自己的下属、汉中郡太守苏固，让张鲁占据了汉中。张鲁在汉中郡站住脚以后，仍然大力推行道教主张，建立了一套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名义上受刘焉节制，但是有很大的独立性。
　　汉中郡是益州的北部屏障，要进入益州，必须先进入汉中，再越过数重极险要的关隘才能到达。关中和汉中之间是巍峨的秦岭山脉，在高山峡谷间仅有数条险峻的小道可以通行，在最险要的地方，只能靠人工修筑的栈道通过。
　　刘焉密令张鲁烧掉秦岭山中的那些栈道，切断了益州北面的出入口。益州的东面是大巴山和长江三峡，南面是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地区，西面是荒无人烟的高原，在这个四面封闭的世界里，刘焉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
　　刘焉挺感激董扶，当初就是他力劝自己来益州，看来这个地方真好，只要张鲁替自己守好北大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让刘焉对张鲁放心的还有一个原因，它记录在《后汉书》里。据说张衡的妻子、张鲁的母亲很懂得养生，年龄已经挺大了但面容仍然像少女一样（有少容），而且很会装神弄鬼（兼挟鬼道），经常到刘焉家做客，一来二去就跟刘焉好上了。在刘焉眼里，可能已经把张鲁当成半个儿子看待了，所以更放心。
　　刘焉自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刘范、刘诞、刘瑁和刘璋。刘焉来益州上任时，身边只带着老三刘瑁，其他三个儿子都留在了洛阳。这估计是朝廷有意安排的，把刘焉的三个儿子留在洛阳也算是人质吧。
　　董卓以及以后的李、郭汜等人对刘家当人质的这哥几个还不错，让老大刘范当了左中郎将，老二刘诞当治书御史，老四刘璋当奉车都尉，基本上都属于中高级领导干部。
　　有一天，朝廷接到了密报，说刘焉在益州图谋不轨，证据是他在益州制作了只有天子才能乘坐的舆车，并且多达千余辆，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
　　打这个小报告的人是刘表。刘表告状信上有一句很意思的话，说刘焉现在就像当年子夏在西河教书时被人当做圣人孔子一样（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他在西河教书的时候，由于处处摆的是老师孔子的谱，所以被人误以为是孔子。
　　刘表向朝廷强烈暗示：刘焉想造反。
　　朝廷此时已迁到长安，献帝刘协接到刘表的报告不能不管，就派刘焉的四儿子刘璋回到益州规劝老爸认清形势、迷途知返。在刘焉三个儿子里之所以选刘璋回去，一来因为他年龄最小，二来刘璋这个人性格软弱，温和宽厚，不具有攻击性，未来对朝廷的危害最小。
　　可是，刘璋却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被老爸留了下来（焉遂留璋不还）。
　　兴平元年（194年），益州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一场莫名其妙的“天火”将绵竹城烧得面目全非，大批百姓的房屋被烧成废墟，同时把刘焉暗地里制作的舆车也全部烧毁，刘焉不得已，把治所迁到绵竹邻近的成都。
　　刘焉是个特别迷信的人，他觉得这把火来路不明，非常不吉利，心情很沉重。就在这时，传来他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刘范和刘诞因为参与了一场未遂政变而被杀的消息，刘焉痛不欲生（既痛其子，又感祆灾），背上发毒疮（痈疽）而死。
　　刘焉作为刘氏宗亲成员，自身有一定能力，始终都在为一己之利而忙活，在后世落下个野心家的名声。
　　刘焉死后，赵韪等实力派力推刘璋继任。刘璋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刘瑁也在成都，但赵韪等人一致支持刘璋，有分析认为，这是缘于刘璋的性格，由于他为人温和、软弱，反而被实力派们相中。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刘璋一直统治着益州。
　　【六、刘表在搞什么】
　　安南将军、荆州牧刘表告了刘焉的黑状，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对朝廷忠心耿耿，按时派人朝贡，从没有非分之心。
　　事实也确是如此。虽然都姓刘，刘表比刘焉的野心小得多。刘表只想当他的荆州牧，既不想招惹谁，更不想篡位当天子，刘表不是野心家。
　　但是，他的这种立意自守、无四方之志的性格，在当下的乱世中，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不想吃掉别人，结果就是你被别人吃掉。
　　不过，现在还是刘表事业上最辉煌的时期，因为他待的荆州这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占尽了天时和地利。
　　岘山之役，劲敌孙坚意外丧命，让刘表度过了最大的危机，袁术不久又撤离了鲁阳，刘表身边的威胁全部解除。
　　中原地区连年战乱，形成多次难民潮，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地区的人开始向边境地区大规模迁移，主要的目的地，一个是辽东地区，一个是益州，还有就是荆州和江东。当然，也有一小部分逃到了更远的交州，即今日的两广、越南一带。
　　在这些地方中，逃到荆州的人最多，因为相对而言这里与内地的交通最便利，而且刘表主政以后，荆州很少再起大规模的战事，相对安宁。
　　荆州气候适宜农业发展，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也吸引大量逃难的人来此定居，其中包括大批的士人、官吏。
　　人力资源是重要的生产力因素，也是国力、军力的重要体现，没用几年时间，刘表就发展成为“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割据势力，在当时，其综合实力仅次于袁绍集团。
　　如果把“治世能臣”的称号给刘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表在地方治理方面确实有一套，他来荆州之前，这里是“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经过他的治理，这里变成了“万里肃清”之地，俨然是东汉帝国最后一片乐土。
　　据《后汉书》说，刘表在荆州的治理很有成效，做到了“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官民们都很高兴而且佩服（大小咸悦而服之）。这应该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后，刘表大抓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他兴建学校，援引名师，博求儒术，培养人才。当时洛阳残败，太学被废，刘表在襄阳设立的官学，成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学府，进一步吸引了各方有识之士和希望求学的人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使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超出郡国学校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文化教育事业在荆州的大繁荣，催生出一个新的学派：荆州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宋衷（一名宋忠）、司马徽、颍容等，使得帝国的文脉不至于因战乱而中断，成为动乱年代文化事业上硕果仅存的一朵奇葩。
　　这个时期来荆州避难的北方士人，较为知名的有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王粲、和洽、杜袭、赵俨、裴潜、韩暨、司马芝、繁钦、傅巽、邯郸淳、司马徽等人，其中有些人前文已有提及。王粲在老师蔡邕被杀后怀着悲愤之情来到荆州，他跟刘表是同乡，他的爷爷王畅是刘表的老师，因为这层关系，王粲到了荆州以后很受重视，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刘表手下任职的北方士人。
　　王粲确实很有才，刘表曾经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但是王粲长得不怎么样，身材不高，还有点儿丑。刘表这个人是大高个儿，仪表堂堂，他很看重外表，所以这件事后来没有成。
　　刘表用王粲，仅是把他当成“文学之士”看待，不让他插手政务和军事，这让王粲很失望。王粲是个对事业充满激情的人，一心想建功立业，在刘表手下写写文章，当个笔杆子，显然不是他全部的人生志向，为此他挺郁闷。王粲的代表作《登楼赋》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
　　和洽字阳士，跟袁绍是老乡，袁绍派人到家乡迎接士人时，来了不少人，但和洽看不上袁绍，托故没来，去了荆州。他看到刘表也徒有虚名，也不肯出来做事，干脆跑到更南边的武陵郡去了。曹操夺取荆州后，和洽进入曹操的幕府，和毛一起，长期负责曹操集团的组织人事工作。
　　邯郸淳字子叔，是著名党人度尚的学生，当代最有名气的书法家之一，此时也在荆州避难，建安十三年后他归顺了曹操，在曹丕、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因为“站错了队”，结局有点坎坷